第五个现代化与公安改革 孙力军傅政华落马意味着什么（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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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政华生于1955年，河北滦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落马前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仕途起步于北京市公安局系统，自2010年至2013年历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政法委副书记。傅政华在北京市公安系统任职期间，曾参与调查、侦破“1996年运钞车抢劫案”“1997年白宝山案”“门头沟袭警案”“黄光裕案”等多起大案、要案，2010年更是因查处“天上人间”而名声大噪。

2013年，傅政华上调中央，出任公安部副部长，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是中共历史上同时兼任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公安局“一把手”以及公安部副部长的第一人。至2015年3月专职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正部长级），中共政法委委员；期间，增任中央610办公室主任；2016年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2018年至2020年，转任司法部部长；2020年退居二线至中国政协。在公安部任职期间，傅政华曾负责调查周永康案，而他在2014年元旦在北京王府井一线街头被偶遇配枪巡逻，也曾被津津乐道。

与此同期，在9月30日，中纪委国家监委以极其严厉的措辞通报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落马案。今年52岁的孙力军是山东青岛人，一路从上海市卫生局外事处翻译升任至上海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随后他加入国安体系，曾任公安部一局（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该局对外加挂公安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2018年3月28日，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直至落马。在官方对他的通报中，出现“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绩观极度扭曲”“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等极为罕见的表述。

经查，孙力军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背弃“两个维护”，毫无“四个意识”，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绩观极度扭曲，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制造散布政治谣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捞取政治资本；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操弄权术，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狂妄自大，恣意妄为，大搞特权，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长期搞迷信活动；使用公安侦查手段对抗组织审查。违背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大肆卖官鬻爵、安插亲信、布局人事，严重破坏公安政法系统政治生态；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生活腐化堕落，长期收受大量贵重物品，长期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高档消费娱乐活动，长期安排私营企业主租用高档寓所供其使用，长期沉溺于各种奢靡服务；毫无道德底线，大搞权色、钱色交易；极度贪婪，大肆进行权钱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有分析指，在中国警界乃至中共官场，傅政华和孙力军都被认为是“能吏”，孙当时负责国安系统，傅政华更是办了很多很有影响的大案要案，但同时他们的“能”又使其认不清自己，做事往往不择手段，目无法纪，胆大妄为，为祸造成的影响也比一般腐败性案件更为深远，损失特别巨大，比如孙力军欺下瞒上制造的铜锣湾案等影响，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傅政华任内对“709”律师、媒体记者，乃至警队内部不同治警意见的打压，和对基层民警的严苛管理，也令人印象格外深刻。他们都是“酷吏”的代表。

此番孙立军落马官方通报用空前严厉的措辞，以及傅政华倒台后官方、警察系统、律师、记者等群起叫好——大家都有一种“天亮了”的集体轻松感，就知道他们这些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心理压力，以及给人们认识中共带来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的作为，扭曲了政策本意与人们对中共的认识，使中共治理的现代化转型蒙上了阴影。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高级黑”。在这种“墙倒众人推”的现象背后，是一股来自体制与社会大众的强大良善力量。他们的倒台有其自身原因，但这样一批官员先后落马背后，却是中共刀刃向内勇于对自身革命的一部分。

自中共十八大后，中南海对政法系统尤其对公安部的清理整顿一直没有间断。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安系统内已有多个“警虎”落马，包括公安部原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获刑15年），公安部原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原主席孟宏伟（获刑13年半），公安部原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夏崇源（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被判死缓），重庆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何挺（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邓恢林（2020年6月被查），上海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龚道安（2020年8月被查）等。2018年初，中共发起“扫黑除恶专项运动”，之后有一大批政法官员落马，不少地方的公检法官员更是被一锅端。官方信息显示，从2021年2月底开始，中国公安队伍自下而上分两批进行教育整顿……

有些人担心，几个酷吏的倒台改变不了太多。若参考中国古代的经验，事实大概率会如此。在《史记》、《汉书》等正史中都有一个“酷吏列传”。而从中国古代法制史看，酷吏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但似乎也没有改变什么。上述担心不乏合理之处。但时代已经不同，不仅近代中国民主共和启蒙、中共革命、改革开放已经深度改变中国，而且近年来中共日益将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放在治国理政的指导地位。基于这样的形势，有理由相信孙力军、傅政华等酷吏的倒台，不是中国古代历史经验的延续，而是中共尝试彻底根治政法或者说公安体系的痼疾，建立一种新的现代化治理文化演进。因为这不仅事关中国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中共执政合法性，而且是“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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