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为什么中共需要一份“历史决议”？（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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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成立于1921年，时至2021年恰好一百年。于此时推出一份面向过去全部发展时间段的历史决议，适逢其建党百年的时间节点，其中既有总结百年奋斗成就与历史经验的需要，但更多地还是向前看，也就是因应于当前中共所面临的内外挑战进一步凝聚共识，团结力量办大事。

中共自成立起，便有“思想建党”的传统。以思想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思想和理论。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即将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都是这种知行互动的产物。

第一份历史决议出现在中共经过20余年革命、内战和统合，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并准备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国家之时；第二份历史决议出现在中共经过30余年国家治理和10年文革动荡，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并且着手推进改革开放之时。第三份历史决议的出现也有其特定的历史形势，发生在时代交替的转折处。

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历时40余年，综合国力急剧增加的同时，政治经济等领域也积累一系列的不容忽视的弊病与风险，中国之外则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美国的针对性战略施压。这些都是中共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不得不回应的新情况、新挑战。

2021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主办刊物《求是》发表的一篇文章《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颇有铺垫第三个历史决议之意，其实也说明了这份历史决议的一些历史背景。该文称，“从国内看，我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这些说法较为笼统抽象，简言之，中国近年在政治、经济、民生等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问题和风险尚未完全解决。例如在政治方面，中国经历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与整风，但是官场的腐败与作风问题仍然存在，当前的整顿重点在于政法系统；在经济领域，结构转型升级仍在进行中，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房地产泡沫等金融风险也未完全解除；在民生领域，中国实现了全面脱贫的历史性成就，但区域性贫富差距仍然较大。

在国际领域，中国综合国力强劲增长，国际多极化趋势持续演变，中美之间的冲突成为国际形势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已经持续两年时间，造成500多万人死亡，至今难以平息。

顾名思义，历史决议是就历史而言。历史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为何还需有一个决议？概因不同的人会对历史有不同的观点看法，细微差异在所难免，但是如果存在巨大分歧，将会有损政治团队的内部团结与执行力，甚至可能影响政局稳定。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先后力主出台历史决议，应该正有以此消解分歧、凝聚共识、团结力量，以应对内外挑战之意。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已有两个历史决议，但是即使是最近的1981年版历史决议，距今也已40年。对于1981年之后的40年历史，如何看待其间的发展过程、国家改变，乃至争议性事件，将是第三份历史决议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因此，这次历史决议料将对1981年之后的历史，进行一番梳理与认定，以期弥合内部认识分歧。除此之外，以百年党建的时间节点为契机，这份历史决议更是将时间线推至1921年中共建党，把前两次历史决议的时间段也囊括在内，而对此过程里成就和经验的总结，又将服务于当下和未来的发展需求，以应对不弱于1945年和1981年的时代挑战。用习近平在2021年7月1日中共建党百年纪念日的话来说，就是“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另外，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的说法，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反映出了习近平对历史的观点与思路。这种观点和思路，料将也会呈现在第三份历史决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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