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拉响警报背后的恐慌与焦虑 是什么在干扰中国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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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开发巨头恒大集团在12月3日发布警告，该集团可能缺乏资金流动性，无法“继续履行财务责任”。这被视为这家在3,100亿美元债务重压下艰难挣扎的中国房地产企业已经明确表态，它难以满足官方要求减少债务的压力。

恒大集团在通过香港证交所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在审议了恒大的财务后，

鉴于目前的流动性情况，本集团不确定是否拥有充足资金继续履行财务责任。

恒大集团

这则声明再度引发了社会和市场对恒大可能发生债务违约并触发金融危机的焦虑。

当晚，中国监管部门纷纷发表中国金融系统强劲和债务违约率低的声明，试图让投资者安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其网站上说，

（恒大事件）对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外溢影响可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说，

（恒大事件）不会对我国银行业保险业的正常运行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中国人民银行也发表了类似声明。

恒大集团总部所在的广东省的政府发布消息说，广东省政府星期五深夜约谈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许家印。

广东省政府的声明还将向恒大总部派出工作组，

督促推进企业风险处置工作，督促切实加强内控管理，维护正常经营。

广东省政府

观察家们仍然在猜测，恒大发布警示公告与中国监管部门迅速反应之间，是否存在提前“通气”？

若非有计划的行动，让人怀疑拥有巨大权力的中国监管机构在处理恒大问题时是否缺少主导权和掌控，被恒大“倒逼”；

若是，则很难让人相信中国政府会允许、同意恒大发布如此罕见的公告。

无论如何，很多人认为，恒大背后的房地产问题，中国互联网企业滴滴从美股退市引发的中概股爆掉，以及疫情叠加中国经济周期，引发的消费疲软，经济增速下滑，物价上涨和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必须要去全盘解决的问题。尽管中国政府曾经在朱镕基和温家宝的领导下，分别在上世纪90年代和2008年度过经济发展难关，这也让外界对中国政府抱有信心。只是相比朱、温时期，今天中国政治生态能否为社会改革和经济转型提供支持，还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有中国政治观察人士认为，“政治挂帅下的宁左勿右”和“禁止妄议中央”的政治气氛，导致有关部门在制定与执行具体政策时，面临极大压力。

在政治学的理论中，在经济、政治二元关系中，经济活动、政策需要为政治服务。无论是中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政策，还是“一带一路”战略都不仅仅是经济政策。即使在国际上，因地缘经济关系，而进一步发展成为地缘政治关系的欧盟，美元石油经济下的政治结盟势力，都是经济为政治服务的案例。

但是在中国，政治对经济干预的影响力被无限放大。

例如教育行业，因为被认为影响了人口生育，承载了庞大就业人口的社会教育培训行业被直接封杀。而这只是源于中南海的政治意愿，不仅缺乏制定法律的中国人大，以及其他政策提供机构的专业建议，更没有却尝试任何“软着陆”的方案。

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宁左勿右”的官僚心态体现，是现在许多领域的监管部门，面对中国中央政府精神，抱着一种“宁肯错杀，不能放过”心态的展现。

对于官员而言，强调政治挂帅的官场气氛下，“左”、“极端”只是方法问题，方法有错误只会受到批评。但是如果面对来自北京的高压，具体部门在出台或执行政策时过于“柔软”，则很容易被定性为政治问题。这在中国地方政府对新冠疫情防范时有所体现——官员的疫情防控手段如果过于强硬，只会得到批评。但是太过松软导致疫情扩散（尽管有些时候是运气问题），那很容易被撤职。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房地产领域，得益于土地经济，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中得以迅速发展，地方政府通过售卖土地也得到了强力的财政支持。但是这种模式显然难以为继，中国多数城市的房价已经逼近居民收入的临界点，“高房价”也成为中国人不愿意生育的原因之一。同时，房地产企业的大举扩张也隐藏了大量金融风险。因此，自从201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把减少金融风险当作为一个优先事项。中国政府加紧了对开发商借钱发展业务的限制，以遏制公司债务激增的现象，担心这会威胁经济稳定。同时地方政府却并不想放弃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多个城市出台“限涨令”和“限跌令”——中央不希望看到房价暴涨，地方政府也不想看到房价下跌导致自己出卖土地价格降低。

在银行系统，则更加强力管控个人住房房贷和房地产企业融资，希望借此控制房价和风险。尤其是中南海对“房住不炒”进行定调，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在政策出台时就会更加趋向严格。

例如，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出台《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占比、个人住房贷款占比划定“红线”； 条红线政策，把房企分为红、橙、黄、绿四档管理，强制降负债和杠杆。

这两个政策的出发点都是强制开发商降低负债和杠杆，如同担忧教培市场降低中国年轻人生育意愿一样，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因为来自决策层政治的要求，或许出于“表态”向高层展现自己在行动，或者是急于达到调控目的，最终结果就是重拳之下，无论是房企，还是教培企业，以及互联网企业，直接进入“冰封”。

高层“政治挂帅”，政策制定与执行“宁左勿右”的结果，就是自10月份开始，中国高层不得不在多个场合释放信号——“部分金融机构对于试点房企融资管理规则存在一些误解”。

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在第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风险偏好出现一致性收缩行为在现阶段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不过，部分金融机构对于试点房企融资管理规则存在一些误解，对要求“红档”企业有息负债余额不得新增误解为银行不得新发放开发贷款，造成一些房企资金链紧绷。此外记者了解到，少数城市“一刀切”地延长了按揭贷款投放周期，导致居民首套房或改善型住房等合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在10月召开的2021金融街论坛年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表示，房地产合理资金需求正在得到满足；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曾表示，对于房地产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风险偏好过度收缩的行为逐步得以矫正。

有观点对此质疑，如果真的是地方金融机构“误解”，为何自2020年8月“三条红线”政策执行迄今至少一年的时间才执行“纠偏”？

一种解释，是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如央行，银保监会对这种情况并不知晓，说明这些机构失职。尽管“三条红线”政策出台初期被认为展现中国政府决心，但是随着政策趋严，不断有机构和学者提醒要防止“硬着陆”。

第二种解释，就是相关机构对“硬着陆”的风险是清楚的，可是面对“高层政治要求”和“硬着陆可能性”这两个选择时，政府官员趋利避害的选择加码执行“高层政治要求”，也就是出现了所谓“宁左勿右”的局面。

此外，今天中国政治生态中，“不得妄议中央”也导致了一些建议不能有效上传的决策层，以及不能在社会引起警示。

“不得妄议中央”背后的一层意思，就是要求官员（以及民众）面对来自北京的政策指导时，“不要表达意见”，“不得反对”。

中国中央政府如此强硬的态度，使得在官场就出现一种心态，既然不能建议，那地方或行业官员在执行时，即使发现可能会出现某种严重后果，也选择了“袖手旁观”。除了房地产行业作为例证外，在中国体育领域，就有不愿透露姓名的足协官员私下认为，中国足球为了实现进入世界杯的目的而停止商业化联赛，目标过于功利性，不利于行业长远发展。但是因为来自高层的政治要求，和担心被批判为“妄议中央”，这些中基层官员往往选择沉默。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金融领域、互联网领域以及教育领域。

无论是对校外教育市场的整饬，还是对房地产行业的去杠杆，或者对互联网背后的资本力量进行监管，在过去短短一段时间内，中南海对中国经济的治理出发点，毋庸置疑都是好的。但是对“政治意识”过分强调，使得具体部门在制定执行政策上的“宁左勿右”，更倾向选择强硬的治理手段，显然为中国经济复苏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

“不得妄议中央”的文化与要求，也从中共党内弥漫到整个社会，使得在政策出台时缺乏有效的建议支持。这一切都无益于中国政府目前宣传的“中国之治”与民主，在中共二十大前能否及时“纠偏”，为中国政治大年提供给一个良好的社会舆论和经济氛围，成为中南海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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