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16年告别政治 默克尔留下了什么（组图）

翌年，这位“挤牛奶的乡下妹”向作为其政治导师、见证东西德统一的德国任期最长总理科尔（Helmut Kohl）挥刀，投书力批身陷选举经费丑闻的戈尔，指基民盟的未来已不在后者手上。后来被科尔称为“杀手”的默克尔，可算是亲身见证并实践过政治的残酷。

廿多年后，这位德国史上任期第二长的总理终于要退出政坛。虽然人们对默克尔的评价经常在“稳定管治”与“欠缺变革”的银币两面翻来覆去，但没有人会否认的是，默克尔已找到了离开政治的正确途径，在民望至少过半甚至高达七成的背景下光荣退身。

被危机定义的总理

回顾默克尔的16年管治，其执政几乎是被一波接一波的危机所定义，从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到新冠疫情，种种大变局下的欧洲也可以看到默克尔的影子。事实上，在卸任前的最后一次记者会，默克尔也正忙着宣布德国新的抗疫管制。

正如其废核等国内政策一般，默克尔的危机处理可算是毁誉参半。她拯救了欧元区，但其施诸他国的紧缩政策却撕裂了欧洲各国民心；她以欢迎难民政策展示了欧盟的人道精神，却引发反移民的极右势力兴起；她保证了英国之后无脱欧，却不能在公关上帮助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挡下英国的脱欧民粹；她在特朗普主政美国之下稳住了跨大西洋关系，却未能趁机助力欧洲走上自主之路；而在疫情的大变局中，她留下的德国也正面对欧洲其中一个最大的疫情升涨。

不过，毁与誉是易事，如果论者诚心自问，也许没有人敢肯定的说在种种危机之下他们能比默克尔做得更好。

而疫情的变局，除了是抗疫的即时挑战之外，也加速显现了原本就存在的世局之变。

疫情突显的三种变局

在世界大势的层面，中美之间的此长彼消，在双方的抗疫成绩对比之中尤为明显。随着特朗普正式将中美对立明确化和常态化，欧美政坛和知识圈子已以不同的手法将中国兴起带来的挑战提升至意识形态的层面，而人们也愈发留意到这个挑战背后的物质基础，于是就有欧盟正式将中国描述为“系统性对手”、过去图利于对华出口的欧洲厂商开始担心华企竞争的趋向。如何在中美之间站位，就成为了德国以至欧洲在国际政治上的首重议题。

在欧盟的层面，疫情带来了欧债危机以来所未见的欧盟整合动力。疫情之初各国互相封关之乱突显出欧盟整体政策的重要；各国之间的医疗互助也见证了同盟团结的精神，最终体现在欧盟无分贫富集体采购疫苗的协议之中；而欧盟在疫情中共同举债，变相由富国资助穷国发展的创举，也一度被视为欧盟财政整合的关键一步。问题是，疫情之危的确为欧盟的未来带来了转机，但欧盟会否像过去十年一般只将危险勉强消解，却让机会白白流走？

在德国国内的层面，疫情也为在产业和政府管治上尚处于20世纪的德国敲响了新一波警号。政府部门以传真机沟通疫情数据；在家工作的人们发觉网络缓慢不堪；在疫情之下建成的柏林新机场也让人惊觉这个为柏林围墙倒下而建的机场，却在重重失效官僚主义之中，竟历近30年的筹划和兴建才在严重超支和延迟之下完工。于是，自2009年修宪以来的“黑色零字”（Schwarze Null）政府负债上限，愈发被视为德国未来发展的阻碍。如何为德国投资未来，已成为德国管治者的最大挑战。

过去与未来的转折点

虽然默克尔的平实、理性和稳定切合了德国选举之所好，其长久以来的能干执政也能给予德国人民信心，但无论是在世界大势、欧盟，还是德国国内的种种挑战之中，默克尔所代表的无疑是一个源自过去的德国，已未必能切合新的时代。

对于中国，默克尔的政策思想一直没有离开“以贸易带来改变”（wandel durch handel），即是在英语世界的话语体系中所谓的“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

如今，这套思想很明显已不切合现实。一方面，贸易本身的物质基础没有在精神层面将中国推向西方，反而愈发突显出“中国性”；另一方面，这种预想中的“改变”所隐含着的是一套后冷战时代初期的历史决定论，即欧美式的自由民主主义将是各国发展的必然终点，如今这也早被视为虚想。

要应对这个变局，接受、抵制和制度性竞争是可互相重叠的不同出路。但倾向保守主义和重视商业利益的默克尔却没有为此提出一个答案，只固守“以贸易带来改变”的原则继续维持能对德国带来实利的现状。要如何面对中国兴起、适应中美对立之势，将是她为其继任者留下的第一项挑战。

对于欧盟的前路，默克尔没有像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一般把握特朗普执政带来的危机而提出“欧洲主权”的宏图，而只是随着个别问题的出现而提供即时性的缓解方案。

例如在难民危机之中，默克尔着力要求各国分担至今未果，却主导了对邻近国家以援助换取阻挡难民的暂时性措施，并加大欧盟边境警备队的规模。对于马克龙“欧洲军队”的雄心，默克尔只给予了言词上的支持。就连疫情之下被各国催逼而生的欧盟共同举债，在默克尔的角度看来，也只是一次性的举措，而非像美国联邦化各州债务的“汉密尔顿时刻”（Hamilton moment）。

如今，欧盟正处于财政规制改革、应对气候变化、捍卫欧洲价值等大辩论之中。默克尔给其继任者留下的，就是这些一个又一个的大哉问。

对于德国内政，默克尔虽有重大的政策遗产，却没有明显的政策方向。诸如废核承诺全然是出于福岛核电事故的影响；全国最低工资是出于执政盟党的要求；同性婚姻合法化只在其向中线靠拢的政治考虑之下通过（默克尔本人投票反对）。对于疫情透视出来的种种落后情况，默克尔并没有预先筹划革新。

于是，“求变”就变成了后默克尔时代的政治主题，无论是基民盟本身的竞选宣传，还是如今“社民党-绿党-自民党”联盟政府“敢于达成更大进展”（Mehr Fortschritt wagen）、“现代化德国”的政纲，也呼应了这一个主题。默克尔留下给他们的，是如何将德国在20世纪的成就带进21世纪新时代的重任。

默克尔本人，当然明白到中美国际大局的挑战、欧盟前路的大哉问，以至德国内部的革新，是任何德国执政者也不能不面对的议题。但她也明白到，她所代表的渐进主义、务实、稳定管治虽然曾帮助德国和欧洲渡过了过去十年的种种危机，却不是应对这些议题所需求的领袖素质，因此只能留待后来者解决。

有欧美政圈人士就指，默克尔本来在2017年的大选中已有意引退，却遇上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的跨大西洋政治动荡，才使她自觉有责任再留任一届，以应付其当时已预见的世局不稳。

此刻，年届67岁的默克尔在政治上尚是一艘稳健的护卫舰，经历16年的政治波澜，虽然谈不上丝毫无损，却比起世界多国的领袖坚实得多。此刻的引退，可算是符合了廿多年前她本人给予自己的政治期许。同一时间，正当德国站在这个过去与未来的转折点，代表着保守与稳定的她也的确到了要将船舵交予后来者的适当时机。

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不一定是个救世主，知道自己的能力与局限，并懂行利用和面对自己的能力与局限，也许是默克尔之所以到政治生涯终结仍能屹立不倒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