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对中国加入CPTPP可能性的思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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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8日，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文莱、墨西哥、智利及秘鲁共11国共同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这实际上是TPP的一种“转换升级版”，目前主要领导国是日本。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上任后的第一份行政命令，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 （TPP）后，美国在TPP原有的众多诉求被剥离。目前CPTPP是亚太第一大自贸区、世界第三大自贸区。生效后的CPTP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占全球出口的27.3%，进口的27.5%，覆盖5亿多人口。

美国总统特朗普力图“使美国继续伟大”，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在于“推动制造业回归”，而这当然与全球化趋势相悖。特朗普政府退出TPP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边主义难以发挥和组织美国的优势来应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反而有利于中国不断增长其优势并可能在经济领域首先赶超美国；由于TPP成员广而杂，美国在TPP谈判上难以发挥实际的领导作用，反而受到各方势力掣肘；TPP倡导多边对话以及政策协调，反对实施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环境标准、国有企业准入、劳工权益保障、产品质量以及采购透明等。这些要求显然与中国的国情存在“距离”，受到中国一定的抵制。中国在较长时间内定性TPP具有“反华”的指向，对TPP仅停留在研究和对标建设的状态。因此美国难以在实际意义上以TPP作为“杠杆”对中国产生实际约束，这显然难以契合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与利益。

2020年11月15日，中国政府和其他14个国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是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将美国排除在外，被外界视为中国经济外交的“胜利”。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表示，中国将积极参与多双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并将可能参与CPTPP。这被外界视为中国的一种“试探”信号，既检验CPTPP的包容度，又表明中国坚持实践多边主义价值。而中国明白自身强大的经济体量对世界主要经济共同体/诸边协定构成极强的“外部性”，甚至是“渗透力”。与此前对TPP的观望指责不同，中国对CPTPP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CPTPP作为一种包容性较强的区域协议，任何大国要公开拒绝中国的加入，都必须审慎，并理性考虑其后果。尽管目前各国对中国表达加入CPTPP的意愿普遍持谨慎态度，甚至缺少明确表态的国家。但可以预估，基本存在三种态度：第一是赞同，认为中国的参与会加强共同体总体实力，将使得CPTPP更加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第二是，中立国往往最后跟风进行表态，以免开罪权势方；第三是反对，认为中国会以实力占据领导权，可能实施“新殖民主义”、“扩张主义”或进行“金融控制”。但是，任何多边集团依然由主权国家构成，各国有其独特的利益诉求，甚至成员国之间也会存在权力与利益竞争，内部的政治不信任，以及对“相对收益”的诉求，所以往往还需要借助中国来扮演某种“钳制”角色。可以说，中国加入CPTPP是契合部分行为体利益的。目前以日本为主导的格局，亦难以表现出CPTPP的代表性和广泛领导力，毕竟日本已经降位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在美国不参与的现实下，中国宣布参与CPTPP，其实有填补“权力真空”的蕴味。

无论是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RTAs）谈判，还是诸边协议谈判，其实质均为集合部分志趣相投的经贸伙伴先行达成一致，争得规则制订先机，并推动其成为全球经贸新标准或范本。中美在全球规则规范的竞争中，热衷于缔结区域贸易协定（RTAs）。目前看，中国加入CPTPP不仅必要而且可行。美国政治老新过渡更替终究要结束，拜登代表的民主党将重新执掌政权。民主党过往的执政理念明显倾向于借助“多边主义”来实现目标，与争取TPP的主导权类似，美国未来重返CPTPP的可能性非常大。中国尽早加入CPTPP或能扩大经贸出口，以此作为外压，深化国内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规则话语再塑造，并有利于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实现对特朗普时期制定的贸易投资规则的解构。但是，CPTPP的标准甚至比TPP还更高，其实质在于提高区域贸易规范，以此形成新的准入机制和淘汰机制。由于存在天然的制度距离，中国要加入也可能面临较为长期的“削足适履”的局面。

如果中国加入CPTPP，肯定不会满足于做普通成员国或扮演某种“小角色”，其经济体量也不可能做“小伙伴”。中国如何同时驾驭RCEP和分享CPTPP领导权，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在全球化走弱，各国因疫情和贸易冲突导致彼此“政治信任”偏弱的现实下，如何克服制度距离、弥合信任鸿沟以及现实的地缘竞争，是CPTPP吸纳大国并实现扩容的挑战。比如，越南搞的所谓“越南模式”即给予中国转型期或是履约的时间表，来使得“后来者”适应环境。而针对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履约“纪录不佳”，CPTPP或可以再建构一个新的考核机制来追踪中国的达标进度。由于制度距离以及“后来者劣势”的存在，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进行对标训练，或者推动新的国内改革，以取信于国际社会。

中国会否加入CPTPP取决于几个重要变量。一是，拜登政府所代表的美国是否以及何时表态加入？如果加入，美日在领导权上如何对中国进行协调或定位？二是，中国国内改革步伐以及决心如何？三是，CPTPP能否扮演疫情时期全球“公共产品”有力的供应者角色。其中，中国的国内改革更加重要。但在现有的国际环境下，中国要加入CPTPP过程中的中介变量肯定很丰富，相应的因变量意义就更加广而杂。

现实来看，中国即使加入也一定会继续声明保留部分“中国特色”。因为中国式产权制度、政商关系、商事法律等并非由一个系统性的外力或政府行政引导，花费若干年推动一次改革就能出现实质性改观。这些要素本质上根植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文化中，不会为了适应国际规范，急于获取“立竿见影”的变化效果，就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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