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中国抗疫两周年的六个挑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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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病毒共存”的国家，有望很快实现自然免疫，恢复正常生活，这给中国开放国门带来“两难”选项。

新冠病毒变异多、变异快，但Omicron毒株以如此惊人的速度蔓延全球，还是令人意外。美欧多个研究报告预测，2022年３月将感染全球一半人口，有的国家人口感染比例高达80-90%。中国抗疫两周年，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至少有六个挑战。

一、北京冬奥会如何防控疫情？

北京本轮疫情严峻复杂，呈多点散发态势。据北京CDC披露，自1月15日至24日，累计报告本土病例52例、涉及5个区，其中确诊41例、无症状感染11例；Delta毒株关联疫情46例（进口冷链引发）、Omicron毒株关联疫情6例（国际邮件引发）。叠加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防疫重压可想而知，全市各区已进入“全面应急状态”。

2月4日至20日、3月4日至13日，北京分别举办冬奥会、冬残奥会。虽然与夏奥会逾万名运动员和影响力不在一个量级，但冬奥会也有约3000名运动员，加上冬残奥会运动员及体育官员、工作人员、记者、志愿者等，涉奥人员入境逾1万、闭环内逾5万。

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盛会，通常还是外交盛会。受严重疫情冲击，东京夏奥会开幕式只有法国（下届主办国）总统马克龙出席。北京冬奥会出席的各国首脑和国际组织负责人远超东京，加上随行人员，还要遵守外交礼仪，防疫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东京夏奥会防疫漏洞不少，没有完全实现闭环。7月1日至8月9日奥运相关人员确诊高达464人，其中本土307人、境外输入157人；截至8月4日，负责安保工作的警务人员有31人确诊；入住奥运村至少有34人确诊。存在四个硬伤：

其一，奥运村内多名国外运动员擅自外出，给奥运村其他人员和东京市民带来重大风险；其二，入境运动员、记者与国内游客在同一酒店混住；其三，入境记者只是“软隔离”，不少欧美记者未满14天就开始在东京自由乘地铁；其四，组委会不提供集中住宿，志愿者每天工作后乘公共交通在东京到处流动。

北京冬奥会汲取东京夏奥会的教训，对所有冬奥会人员实施“全流程、全封闭、点对点”的闭环管理。赛事结束后，境外人员离开闭环直接离境，境内人员离开闭环直接进入14天集中隔离。

门票销售已进一步收缩，既不会如东京夏奥会一样清空观众，也不会执行面向国内公开销售的原计划。1月17日，北京冬奥组委宣布改为定向组织观众，观赛前、观赛中、观赛后都有特定的防疫措施，其中一条是肯定不能与闭环内的运动员近距离互动。

意外风险仍然不能排除，的确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只能充分做好预案和演练。自1月23日起，北京冬奥组委官网公布涉奥人员阳性数据。1月4日至24日，机场入境涉奥人员累计3115人，复检阳性43人，其中运动员及随队官员1人、其他利益相关方42人；闭环内核酸检测总次数374862，复检阳性35人，均来自其他利益相关方。境外输入阳性已达78人，如此趋势可能超过东京夏奥会的157人。

其他潜在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入境人员处于潜伏期，进入闭环后查出阳性怎么办？阳性病例查出后，闭环内密接、次密接如何定义，是否均隔离？如果隔离少，疫情扩散怎么办？如果隔离多，顶尖运动员艰苦训练多年影响成绩和夺牌，导致本人和所在国奥委会抗议怎么办？专业的裁判、工作人员隔离多，比赛不能正常运转怎么办？病毒无孔不入，入境比赛器材、报道器材携带病毒怎么办？参加开闭幕式的各国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其随行人员、随行器材检测出阳性怎么办？开幕式前中国政府的欢迎宴会、首脑会晤怎么办？

二、国内何时调整“动态清零”？

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得回答何时结束“外防输入”？因为全国病例清零后，各地疫情反弹溯源的结果都指向境外输入。

受限于病毒传播力、政府动员能力、基层社会组织、经济实力、检测实力、大数据技术、民众配合程度等综合因素，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已放弃“动态清零”，选择“与病毒共存”。最早执行、坚持最好的只有中国，争议也不小，饱受国外的政客、学者、媒体质疑。

按照原来设想，2022年上半年第三针实现85%以上接种率，7月炎夏就可以适当放宽偏紧的防疫措施。但2021年11月起Omicron毒株席卷全球，打乱了这一设想。

观察国内疫情，近两个月确诊病例、中高风险地区始终不能“清零”。只好发明一个新概念“社会面清零”，安抚公众焦虑情绪，缓解地方官员重压。2月1日春节，北京、上海等城市必定有中高风险地区不能清零，西安、郑州、安阳的疫情已控制。

观察国际疫情，南非、英国、加拿大等国声称已达高峰。英国政府宣布，现有防疫措施1月26日到期后不再延期，在密闭环境中不需要戴口罩，进入公共场所不需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但东欧、北欧、东南亚、南亚远未达峰，北非是否达峰更是两眼一抹黑。

中国是世界第二经济体、第一制造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实力和地位目前无可替代。中国防疫政策的外溢效应显著，所以全球格外关注，例如天津、西安的封城措施直接冲击全球产业链，外贸工厂被迫停业，出口订单被延迟、转移或取消。美国政府已组建专门团队，跟踪、评估中国疫情及其防控政策对产业链的冲击。

1月21日，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认为中国的“清零”政策，“在经济上更像是一种负担”，影响中国国内及全球经济复苏。浅见这不是批评，而是基于IMF利益和视角的担忧，渴望中国多发挥火车头的作用，拉动世界经济冲出“新冠苦海”。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25%，前些年都在30%以上。

中国调整“动态清零”防疫总方针的时机，还有其他多项影响决策的重大变量。WHO宣布大流行结束，中国再坚持的正当性就不充分。二十大预计今年10月中旬召开，如过早调整，万一国庆长假后出现Omircon疫情且迅速扩散，党代表难以聚集北京开会，地方主政官员去了北京也难以全身心投入。

三、开放边界的最佳时机？

Omicron毒株引发的疫情，重症率不高，死亡率更低。欧美官员、学者、民众的主流观点已视为“大号流感”，甚至相当一部分人视为“免费接种疫苗”，新冠肺炎的敏感度和恐慌度已成功降低。选择“与病毒共存”的国家，有望很快实现自然免疫，欧美最快3月生活如常，国际旅行、经贸交流迅速恢复。

这给中国开放国门带来“两难”选项。一旦过早开放，14.1亿人口的自然免疫将是人道大灾难，而且彻底否定了前两年抗疫的亮丽战绩；如长期不开放，美国正好借机带领盟国加速与中国经济脱钩、科技脱钩，中国的改革开放国策大打折扣，发展动力与后劲不足。

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风俗不同，对疾病和死亡看得更重，多在乎今世与此岸，而少在乎来生与彼岸。重大防疫政策不宜急转弯，需要给民众一段缓冲期、适应期。

多国渴望中国游客前往消费，恐怕2022年要失望了。中国大规模开放境外旅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了已恢复通关的澳门和即将恢复通关的香港。

Omicron毒株发现时间短，研究得还不透彻，还有太多的未知。感染下呼吸道，虽然对肺部伤害小但毕竟有伤害，对身体其他器官伤害程度怎样？后遗症怎样？自然免疫获得的抗体优于接种疫苗，感染Omicron毒株后自然免疫期维持多久？是否半年左右又会反复感染？是否在非洲艾滋病阳性病例中会变异出传播力强、致病力强、免疫逃逸能力强的“新冠毒王”？

最理想的是今年三季度，中国研制成功第二代疫苗，长效且广谱，至少一年有效，可应对多种病毒，四季度量产，同时研制成功高效口服的药物。经历2022年冬天的考验，疫情无明显反弹，那么2023年3月全国两会完成国务院换届后，可以轻松开放国门、调整“动态清零”。

四、国际疫苗药品如何公平与可及？

WHO的目标是2021年底为40%全球人口接种疫苗，遗憾未完成，194个成员国有92个未达标，以穷国、小国居多。2021年中的目标是为70%全球人口接种，按目前趋势，显然也完不成。

据1月中旬WHO统计数据，富国平均有64%人口完成接种，穷国只有8%人口接种了第一针，5%人口完成接种。非洲13亿人口，逾85%人口未接种；富国人口有疫苗不接种，数千万剂过期。“疫苗鸿沟”不解决，今年怎么结束全球大流行？都指望Omicron毒株的自然免疫？

发展中国家尤其周边国家疫情蔓延，经济衰退，需求萎缩，中国不仅开放国门的时间被迫延迟，而且过剩产能、资本难以输出，“一带一路”战略难以推进。所以帮穷国、邻国就是帮自己，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中国首先需推动安理会“五常”与WHO步调一致，加快实现全球疫苗、药品的公平性与可及性。

穷国普遍需要更多大国、富国、国际组织、跨国大企业、公益组织持续和慷慨的援助，才能取得抗疫胜利。仅疫苗涉及的系列问题就包括但不限于：价格、种类、额度、运输、分配、培训、提供时间、接种人员、技术转让等。新冠疫情不仅是重大医学问题，还是重大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牵涉后者往往更敏感和更复杂。

目前全球疫苗只能称为第一代，都是仓促研制和量产，客观、无情的事实是有效期普遍只有3-6个月。抵抗原始毒株有效率不错，Delta毒株已大幅削降有效率，Omicron毒株接近无效，接种后仍然大量被感染，只能安慰民众还有用，可以降低重症率、死亡率。

以色列推动第四针mRNA疫苗接种，没有防住Omicron毒株。据《新京报》1月21日报道，中国CDC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称，1月12日天津公布的107例病例，仅一例未接种过疫苗，其余均接种过，甚至有32例完成了加强针接种。可见Omicron毒株的传播力、免疫逃逸能力很强。

五、经济如何稳增长？

分析2021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一喜两忧。喜的是国外脱缰的疫情导致停产，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庞大，2021年中国出口同比大增21.2%；忧的是消费和投资逐月下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5%，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4.9%。

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定调，2022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沿用了多年的标配表述，真正实施和感受可能两码事，往年有破例，今年大概率又破例。上半年实质又是“积极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提前发力、信号清晰。

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降息10个基点，与疫情初期第一次降息等幅，跨周期、逆周期调节的意图明显。市场对降息有准备，意料之外的是比预期还高5个基点。

这表明宏观经济形势比预期更严峻，中国调控的决心比预期更强烈。美联储最快3月停止购债、进入加息周期，此后中国降息空间很窄。中国人民银行3月上旬还有一次降息窗口期，至于是降5个还是10个基点，需评估前两个月的宏观经济主要数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明确要求，“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这是地方官员最喜欢、最擅长做的事。何况今年又有“尚方宝剑”加持，更是干劲十足、马力十足。1月4日至11日，8天10个省区市（闽、川、皖、沪、豫、苏、浙、琼、鄂、桂）密集宣布重大项目开工，项目总数逾5600个，累计投资额高达3.7万亿元！

“稳字当头”，财政支出、债券发放进度明显加快。1月18日，国家发改委通报，2022年专项债券额度已提前下达地方，2021年专项债券还有相当一部分结转到2022年使用，“将对2022年一季度和上半年投资增长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一旦下定决心，中国政府的动员力、执行力极强，放眼全球，只有战时的美国可以匹敌。预计202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逾10%，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对冲消费疲软、出口回调。京沪粤今年的GDP目标都设为5.5%左右，预计3月5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今年GDP增长区间划为[5，5.5]可能性较高，最终有望实现6%。

2022年中国GDP的增长率其实不必太介意，只要高于5%心理线即可，强行拉到8%也不难，只不过透支了未来，更需聚焦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政府尤其国企的优质项目不多，有效投资不足，投资回报率持续走低，取代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兴支柱产业未出现，大量中小微企业经营依然困难。

为了促进消费，国家层面很拼。与去年春节早早号召“就地过年”迥异，今年春节迅速纠正地方政府过严的防疫政策，反复要求落实地方主体责任，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1月22日，国家卫健委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干脆挑明，“因春节假期人员流动和聚集导致大规模疫情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不大。”

说白了，只要低风险地区，鼓励返乡、鼓励消费。所以河南郸城县长警告外地务工人员“恶意返乡”、“先隔离后拘留”，去年春节很合时宜，今年春节很不合时宜，既无法治思维，又缺人性温度，一冒出来就被众多官媒迅速狂轰，也被上级政府迅速纠编。

还有一个刺激消费的观察点，中宣部电影局主抓的《长津湖之水门桥》能下决心把档期提前到春节，不仅投资方也是国家层面的强烈信号，希望低风险地区的老百姓动起来、玩起来、乐起来。

为了刺激旅游业复苏，不妨精准锁定孩子的暑假旅游。考虑每年8月1日全国放假，再调整两个周末至5日连休，形成类似“五一”的小长假，推动家长带未成年孩子去消费。中国家长宁愿委屈自己，不会委屈孩子，宁愿自己节衣缩食，花在孩子身上的投资和游玩却不含糊，何不顺水推舟、皆大欢喜呢？

还有三个大动作何时出台，也是重要的观察点，分别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温家宝任期末提出）、房地产税、延迟退休。这些难啃的改革“硬骨头”，官方动议放风都有十年左右，至今只听楼梯响，不见“策”下来。

六、治理如何现代化？

五年一次的党代会，境外媒体普遍关注人事变动，的确吸眼睛、吸流量，而且会前小道消息满天飞。往往忽视党代会政治报告的新意，也很少有专业、深入、客观的分析。

共同富裕必然在二十大政治报告中浓墨重彩，必然超过十九大政治报告中6次出现频率，而且是2023年10月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优选议题之一。衡量的关键指标是将中国基尼系数压入[0.3，0.4]的合理区间，果真实现，才是中国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真谛。

各地对阳性病例的流调，经常折射出底层艰辛、贫富差距，真实的中国、分化的阶层令人唏嘘。1月18日，北京公布的流调显示，海淀一名26岁年轻女子逛顶流商场、买奢侈品、看脱口秀、滑雪、品尝美食；河南移居山东一名44岁中年人在京打工，租住远郊700元房子，连续18天在28个不同的地点干重体力活，多数还是凌晨。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述显得累赘，中间词语可省略，简化为“治理现代化”，与科技、农业、国防等现代化并列。如此简化还有个妙处，可绕过高度敏感的“政改雷区”，进行稳健探索，不确定首提此概念者是否预先想到。

例如李源潮任中组部部长时，曾试点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直选，不能因人废言、废行。今后能否扩大试点，县长、县委书记由3个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党代表直选票决，上级党委依然控制提名权，解决官员只对上、不对下负责的难题，如成熟再逐渐扩展公民、党员直选的层级与范围。

中国两年抗疫，北方城市的综合治理水平明显不如南方城市。指望名校生选调栽培，最顺利三年一个台阶，也需要15年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何况在局部平庸甚至恶劣的官场环境中生存，其中难免有人可能学坏变质。

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从东部发达地区（沪、江、浙、粤）大批选调地级市市长、直辖市区长，去西部地区地级市任书记五年，尤其西部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需从东部调入。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以前是杭州市市长，因“7•20”特大暴雨灾害被免职降级，只是个案，不宜动摇“西干东送”方针。调一个书记还孤掌难鸣，最好西部地级市的市委常委至少还有另2人从东部地区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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