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大法官疑策略性退休 美最高法院难逃政治化厄运（组图）

最高法院的法官任命，近年愈来愈发政治化。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之死，更将美国的司法政治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由于同年11月选举在即，当时稳操参议院多数的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破天荒以选举为由拒绝接受时任总统奥巴马提名的大法官人选，连相关听证也拒绝进行。

法官任命政斗白热化

随着特朗普胜选，共和党继续控制参议院，特朗普在2017年就提名了保守立场明确的戈萨奇（Neil Gorsuch）为大法官。虽然其上任只会维持最高法院5比4的保守派多数局面，但民主党人此刻已认定麦康奈尔在奥巴马最后一年的参院操作，是夺走了民主党理该拥有的一次大法官提名权，因而以拉布阻碍其任命。最终，共和党出动“核选项”取消了大法官任命的参院60席中止拉布制度，正式在规制上将任命变成多数党的一党决定，告别两党合作的需要。

2018年，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在性侵丑闻之下得共和党支持取代另一保守派大法官肯尼迪（Anthony Kennedy），以两党几乎全面分裂的票数通过参议院。虽然卡瓦诺的任命无改最高法院两派比例，却进一步加深了最高法院的政治化。

最后的一根稻草，也许是出自2020年9日金斯伯格之死。2020年与2016年同属大选年，而且金斯伯格逝世之时距离选举更不足两个月，如果麦康奈尔谨守其选举年不任命大法官的逻辑，实应将提名权交予11月选后的下任总统。然而，此时大权在手，岂能不用？于是，麦康奈尔就决定迅速通过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任命，构成了最高法院6比3的保守派绝对多数局面，也使4年任期的特朗普有了第3个大法官任命权，比此前小布什与奥巴马各8年任期中所有的还要多。

在民主党人眼中，这正是麦康奈尔多次漠视参议院惯例而从民主党手上夺走的第2个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机会。

由于戈萨奇、卡瓦诺、巴雷特三人年纪尚轻（前两者不足60、后者不足50），特朗普任内的3个任命，预计在未来至少20年将让保守派能稳定把握最高法院多数。其影响近来也愈见明显：本年内，最高法院就很有可能推翻1973年以来的堕胎权宪法保障，并进一步扩大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拥枪权，阻止地方政府要求市民须有特别理由才可隐藏配枪外出。

策略性退休的政治考量

在民主党眼中的“司法危机”之中，拜登上任以来，不少进步派社会活动者不断向布雷耶施压，要求他自愿退休，好让拜登能以自由派法官填补空缺，以免金斯伯格在特朗普任内病患缠身却坚持至死的“惨剧”再次重演。

虽然布雷耶去年8月曾提及自己不想留任直至离世，却在9月出书反驳外界对最高法院大法官只是“穿着法袍的政客”的说法，坚称无论由谁任命，“一位法官自然会以其相信的法律要求为准去裁定案件”，被进步派舆论广泛批评——《华盛顿邮报》当时就有专文批评他对于最高法院不涉政治的看法是“过于美好”（rosy），又讽刺他以“拒绝离任”闻名于世。

如今，布雷耶刚好赶在中期选举之前的退休决定，似乎是对他书中法院不涉政治的精神的最佳自我反驳。

正如布雷耶书中所述，没有强制力的最高法院之所以能正常运作，甚至让人甘愿接受他们所憎恶的判决结果，全赖美国人对其不偏不倚的信任。然而，随着围绕大法官任命的政治争斗白热化，美国人对法院的满意度也创下新低——根据盖洛普（Gallup）的民调，美国人对最高法院的净满意度由2000年的+33%，跌至2021年的-13%，有超过一半人不满其表现。

布雷耶在其书中将法院政治化的问题归咎于政客和媒体，而非法官本身。然而，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近来多次以技术原因容许得州明显违反堕胎权保障的法律继续生效，惹来自由派大法官在其法律意见中作出严厉批评。由于该得州法律以“市民执法”阻止堕胎的方式同样可以运用在其他宪法权利（包括拥枪权）之上，这更可能打开了各州借此破坏各种宪法权利的“潘多拉盒子”。

有见及此，不少民主党人认为法院的政治化已不止于法院门前，因此最高法院的现有体制必须变革。以务实主义闻名的布雷耶，也许是亲眼见证了其大法官同侪的“政治”，因此也作出了在中期选举前退休的疑似政治决定。

民主党的改革倡议

拜登上任后其实已成立了由各派专家组成的最高法院总统委员会，去研究各种改革的优劣。去年12月，委员会公布了近300页的报告，列举了专家们的不同意见。论者普遍认为报告极其复杂，可算是以专业性压过了改革的政治性，显示出拜登根本无意花费政治资本去推进民主党人主张的司法改革。

目前，国会民主党人手上的改革主张大体而言有两个。一是以国会立法手段将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从现时的9人增至13人，再由拜登尽速任命填补。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将会造成7比6的自由派多数，扭转2016年奥巴马最后一年任期以来的“不公”。

二是为最高法院法官设下18年的任期，一方面促使法院更容易与时并进，另一方面也使各届总统的法官任命权分配能更为平均，不似今天般只看法官的年龄和身体状况。

前者明显是民主党的夺权手段。虽然最高法院法官人数史上多有更动，但自从1869年以来，9位大法官已成常数，即使小罗斯福总统曾在1937年推动增加法官人数，最终也失败告终。民主党如果真的能成功以此法扭转大法官的比例，未来共和党人也必定会如法泡制，使最高法院正式变成两党政斗的新战场。

后者为大法官设下任期，虽然无法改变法院政治化的现实，却去除了此政治化的偶然性。如果任期订于18年，长远而言，每位4年任期的总统大概将有两次任命大法官的机会。由于总统和参议院都由选举产生，此中法官判决的政治性就似乎更有民意授权。同时，类似金斯伯格久病而痛苦留任，或者布雷耶的策略性退休也不会再发生。

不过，此法不能在短期内解决民主党人眼中的不公，而且由于任期限制没有追溯力，拜登任命的新法官将受限制，但特朗普任命的年轻法官们却不受限制，也减弱了民主党人对此的支持。

也许，在芸芸改革之中，最高法院的自律才是最重要。目前，最高法院法官并无任何行为守规需要遵守；在争议极大的紧急判决中，他们甚至不必为其决定给予任何解释（正如上述的得州堕胎权案一般）。在此刻的两党对立政治氛围之中，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拔丝（John Roberts）就一直尝试坚守中道，调和保守派多数所带来的法律改变。然而，在他的一票并非决定性的背景之下，法院却愈来愈像已被保守派的政治和价值主张所把持。

最高法院的体制改革，诸如法官任期的设定等，也许是必需的。但要扭转法院的政治化趋势，要改变的不一定是制度，而是包围着整个制度的政治文化，以及行为受着此文化影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