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香港的“AO党们”（政务官）并未真心实意按照“动态清零”的原则和机制严格执行，而是敷衍了事，无心无力，最终破防。他们的破防有着强大的西方参照系，那是一个“与病毒共存”的参照系，是所谓西方民主世界的防疫模式和标准。而香港的“AO党们”习惯于并信以为真地确信，西方防疫模式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当《人民日报》发文力挺“动态清零”才是香港科学选择的时候，香港的“AO党们”仍然不以为然。因为既然特首都说她不是“动态清零”的“始作俑者”（暗含贬义），其他政务官就更不可能是了。他们仍然抱着只是“打一份工”的旧式港英公务员心态，对于“动态清零”只是照葫芦画瓢而已，口是心非，被动执行，其结果只靠运气，不行就拉倒，“躺平”了反而可以尽快与西方“通关”，反正基本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家庭利益与西方更紧密。

香港抗疫破防，实在不是简单的责任心和技术路线的问题，而是制度基础与价值观的问题，凸显了“两制”鸿沟与融合之难。“一国两制”尽管经历了《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的顶层改制，以及“爱国者治港”的全局性治理覆盖，但自上而下的价值和制度穿透力毕竟有限和滞后，特别是在社会人心和公务员心智中很难讲已经扎根。各种社会性与程序性的“软抵抗”是存在的，轻则敷衍了事，重则有意为之。要真正锻造一支切合“一国两制”的爱国者管治队伍，凸显“坚定爱国者”的贤能本质和领导力，制度改革只是第一步，其后续改造过程错综复杂，包括中央在内的各方需有清醒认识和心理准备。

新冠疫情肆虐两载，通关曙光时明时暗，根本原因在于香港在中西抗疫模式之间的左右摇摆和左右为难。如今之抗疫态势已逐步呈现一种“中西对立”的格局：中国坚持“动态清零”，以全体人的健康安全为根本价值，“清零”与“疫苗”双管齐下，是共同体主义的抗疫哲学；西方“群体免疫”优先，与病毒共存，依赖疫苗和自然感染建立防疫终极屏障，但需付出淘汰“部分人”（弱者，不限于老年人）的社会代价，这是一种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抗疫哲学。比较而言，“动态清零”是真正的全体人整体生存策略，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一个都不放弃，但陈义甚高，一般的民主政体无此能力，偏重个人主义的社会也无此自觉，故西方即便模仿中国的“动态清零”也不可能成功。

事实上，在疫情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西方也有国家或城市尝试过严格管控的“动态清零”政策，奈何民众分化，政府无力，最终只能放弃。坚持是最难的，放弃是简单的，但西方政客的逻辑是，只要民众理解和接受了所谓的“部分人淘汰”的代价，似乎无损于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及其政治权力的保有。

“动态清零”对西方而言，非不愿也，实不能也。但西方政府和媒体却可以滥用其宣传和软实力，将一种“失败”渲染为“成功”，将“部分人淘汰”的人权与共同体悲剧，粉饰为个人自由与科学主义的赞歌。需知，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曾自我标榜为真正的“科学”。这到底是西方的胜利，还是悲歌？非常遗憾的是，香港许多人相信了西方的抗疫模式及其话语叙事，拖着走不动，躺平遂心愿。

“与病毒共存”，其道德本质是自然主义的，是优胜劣汰的，是残酷无比的：面对病毒，强者不愿意与弱者共存，不愿意为了与弱者共同组成的共同体而放弃部分的经济利益和自由，而是任由病毒对弱者进行淘汰。与病毒共存实际上是与病毒为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对老年人、底层人和边缘群体的再歧视和再压迫。

这种歧视和压迫可以有“个人自由”及“自然选择”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却进一步暴露了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背后的“丛林生存”逻辑。“动态清零”则属于严格的共同体主义价值观和防疫策略，是个人对全体人负责与全体人对个人负责的有机结合，需要政府承担超出常规治理要求的应急保护责任，需要个人让渡出相称的利益和自由以支持全体人共同战胜病毒威胁。

遗憾的是，现代性的本质是个体主义的，是反共同体的，是以自由之名放纵自私和弱肉强食的，而共同体模式与伦理则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削弱、解体和碎片化。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揭示了这一古今社会结构与伦理之变。所以，身处“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政府是小政府，资本是大资本，个人是主权者，自由是交往明码，共同体伦理与美德义务已被粉碎、遗忘和抛弃，而你身为弱者无论是被市场淘汰还是被自然病毒淘汰，是自然正当的。

这显然与中国追求的民族命运共同体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处于规范性对立之中。而香港虽在主权秩序上系于中国，并以“爱国者治港”的根本原则承诺尊重和信任国家，却根本没有完成社会性和管治性的“心智改造”，其按照“动态清零”路线的抗疫措施只能靠运气，不能靠理性和责任心。这一次，Omicron可能会耗尽香港的运气。

面对抗疫失败，仅仅归责港府也不尽公平，社会和民众均有责任，而根本原因在于香港的制度和价值观的“西方基因”，这是“一国两制”的依靠，也是其短板，端看在何种议题和场景中表现出来。面对香港形式上执行的“动态清零”和实质上信奉的“与病毒共存”的抗疫“两面性”，我们要客观理解和负责任应对，仅仅批评是不够的，“动态清零”确有港府与香港社会短期内无法具备的制度瓶颈和社会认同瓶颈。下指导棋和说风凉话易，设身处地和担责实践难。

面对Omicron在小区爆发，香港社会更加噤若寒蝉，港府威信持续下降，社会恐慌情绪上升，在“动态清零”与“病毒共存”两极之间的摇摆和为难情绪不断攀升。香港已有官方和民间舆论给“病毒共存”吹风和呼吁，但“动态清零”作为政治正确的抗疫路线一时不可能改变。因为，如果终止“动态清零”，香港无论付出何种代价，最终只能与“西方”通关，而不可能与“内地”通关。“通关”之痛，是香港制度与内地的远距离寒光，是“爱国者治港”无法穿透的价值迷障。

尽管这种结果似乎“遂了”香港OA们以及“黄丝”的心愿，实现了占中和修例风波都无法实现的与“内地”的长期隔离心愿（本土揽炒主义目标），但却对粤港澳大湾区、北部都会区和“一国两制”的融合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意义挫折和政治打击，证明了香港在制度上和能力上无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治理体系。“躺平”一时舒适，其代价却远不止“部分人淘汰”。

香港在中西之间，在“岁月静好”时坐收平台红利，甚至以平台取代能力而歧视内地人群和国家体制，但在社会动乱或自然病毒流行期间又高度依赖国家保护和支持。这种身心冲突与身份认同的“两面性”，是利弊共生的。所谓“与病毒共存”不是什么先进经验和标准，暴露的只是西方政府的能力缺陷和西方社会的自私本质。这种无论做得怎样均“自带光环”的西方抗疫模式，不过是沾染与分享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资产和话语霸权而已。然而，“一国两制”在延续香港与西方的“无缝对接”关系的条件下，注定要经受香港在中西之间的左右摇摆和艰难转型。

看到港府在两种抗疫模式之间莫衷一是，手口难调；看到香港民众惶惶不安，通关无望，民生多艰；看到香港精英论述颠三倒四，不负责任；看到香港在抗疫和融合发展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掉队”风险——这些都让人倍感心痛。但“一国两制”决定了中央不可能直接接管或直接指令，而只能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然而，就像西方抗疫失败不是因为人力、物力资源匮乏一样，中央对香港的资源性支持难以改变香港抗疫的基本制度和价值观，难以弥合“两制”凸显的鸿沟。

在香港问题上持续写作的“兔主席”2月8日公号发文，呼吁基于能力现状和制度差异而给香港另一个选择，并冷静分析了新选择的社会代价甚至“试点意义”。然而，香港能够承受“群体免疫”的长期而反复的代价吗？香港能够承受在抗疫上与内地长期封关而只与西方通关的长远代价吗？香港能够承受在粤港澳大湾区与民族复兴进程中近乎“掉队”的战略代价吗？抗疫路线重置的代价绝不仅仅是“部分人淘汰”的直观部分，还包括香港制度与社会转型及融入停滞的长远部分。

总之，香港抗疫是大政治，考验的是香港真正的自治能力和承担“一国两制”战略转型重任的能力，也是对香港制度与国家制度互动性及其融合前景的重大测试。香港在抗疫中是更自信，还是更挫败，是更融入国家，还是更远离国家，仍充满不确定性。香港之难，超出各式表面的观察和评断，需要的不仅仅是批评和鞭策，而是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引导。

（本文最早刊发于橙新闻，原标题为《香港抗疫破防：两制鸿沟与融合之难》，作者田飞龙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