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三八国际妇女节”与江苏“铁链女”事件的启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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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柏林女性大声喊出自身诉求，人们也有理由相信：江苏“铁链女”也有权从“沉默的活的肉体机器”，赢回自己最基本的开口的权利。

今年3月8日，是德国首都柏林增设“国际妇女节”为公众假日的第四个全民公休日。四年以来的每年今天，在主题多元、声势浩大的游行之中，女性权益重新得到聚焦与讨论。今年的3月8日，游行或将无可避免地倾斜于乌克兰战火之下的妇女与儿童权益。而在中国，震惊世人的江苏“铁链女”事件，无疑也将再次成为社会反省女性权益与人身安全的焦点。

即使在德国这样的发达民主国家，女性权益保障话题也从不过时。在2019年柏林议会的表决过程中，该节日的设立曾招致众多争议，并从头年11月就开始了漫长的辩论。在野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党（CDU）认为，基于不堪回首的冷战经历，柏林更应把具体的历史纪念日（譬如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日）设为公众节日。而在难民潮中兴起、代表右翼民粹的德国选择党（AfD)则提议，柏林应向北部一些联邦州学习，把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日（10月31日）设为公众假日。与此同时，经济实力最为雄厚，不断补贴联邦财政的巴伐利亚州也提出异议，质疑这天设为公众假日只会削弱更多劳动时间。甚至还有从未留意过妇女节的民众感到疑惑，认为为女权设立公众假日只是小题大做。面对种种争议，柏林议会最终还是以87：60的微弱优势获得了提案的通过。

表决之后，一如正常的议事程序，各种争议在大致的社会共识下迅速平息。媒体与公众相互提醒，不分男女老少均应首先享用这个清新的节日；而各大商店也依法停业关门，并不促成媚俗的资本主义女性商品促销攻势。而无数女性则选择走上街头，为女性权益发声，并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出乎意料的是，这几年来，在政界曾经表达反对意见的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相对保守的天主教女性联盟也走上中心广场进行集会。她们呼吁社会重视与改善母亲们的处境；也呼吁天主教打破陈旧的教规，赋予女性神职人员更多的权益与机会。这一系列生机勃勃的女性自主行为再次刷新人们的视野，迫使全民直视当下女权问题的迫切性与现时性，譬如：百年男女平权历程发展至今，究竟哪些领域仍令女性感受歧视？而社会整体又该如何加以改善？因此，当柏林首次把三八妇女节作为全民休假日庆祝之际，德国民调研究机构YouGov调查显示：在全联邦范围内，54% 的受访者愿意效仿柏林，设立三八国际妇女节为公众假日，仅34% 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在更深层面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包含强烈民族主义思潮的右翼德国选择党（AfD)的观点，恰恰与天主教女性联盟的自发集会形成意想不到的悖论，这直观反映了政治、 宗教、女性自主权之间的激烈拉锯战。默认父权特色的政治人物主张以传统宗教节日代替现代女权节日，是政治潜意识中意欲更多结合宗教、以共同构筑社会权威秩序、并默认这种秩序优先于女权的等级制心理折射。但即便如此，意识形态亦较为保守的传统天主教联盟女性，却基于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经验而主动介入公共领域，以政治行动（游行集会等）要求实施更多的女权（特别是针对育儿妇女的更多就业机会、更合理的税收政策、更丰厚的养老金等等），以及打破传统的男性世袭特权地位（譬如天主教内部神职人员性别权限）。因此，即便这些走上慕尼黑街头的普通女性们本身并未意识到，当她们仅仅基于自身的困顿经验而进行呼吁，这种自发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在一个新的社会时期里，是遭受忽略的社会群体在对现有政治状况进行突破，是对保守政治欲联手神权而形成威权秩序的鲜活冲击。而当柏林女性高声呼吁“以月经带对抗劳力士”时，表达的则是新时代女性对物化女性的抗议：劳力士代表着高端的资本主义物质消费，象征着金钱物质与相对应的权力；而与之相对，觉醒的女性却毫无惧色地高扬自己最原始的生理特征。这不仅象征着女性们勇敢地直视自己的身体，拒绝以“男性凝视”（male gaze）进行定义；也意味着她们拒绝迎合物质与权力，拒绝为之物化自己原初的身体。

而当提及“身体”等自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以来就被直言不讳地进行讨论、并意欲被女性主义者们从“肉体”的概念中夺回自主权的敏感话题，则不可避免地令人联想起近日震惊世人的中国江苏“铁链女”事件。栓在其脖颈上的冰冷铁链、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单薄躯体、残缺的牙齿与苦难的表情、以及“阿哥，我就跟妓女一样，成天、妓女一样！”的声泪控诉，无一不把父权社会中男性及权力对女性的摧残压制揭示得无比直观，从而从视觉到心灵均予人巨大的震撼。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传统的缠足文化象征的是对女性的阉割，当这种限制行动自由的“阉割”于当今世纪以“铁链”等的形式出现，代表的本质仍然在于男权对女性身体的极致残害与控制；并且，这种情况显然并非个案，因为这也同时体现在被铁链拴住、“铁链女”隔壁的邻居钟某仙身上。据媒体报道，该女性正是因为多次逃跑而被“丈夫”打断双腿，从而沦落为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神志不清的悲惨的“趴地女”。

而江苏“铁链女”在另一视频中发出的这个“世界不要俺”的悲鸣，则清晰表明：在阳性价值的规范制度里，即使她作为八个孩子的母亲是丰饶多产的资源之泉，但荣誉与利益仍然归于被她指认为“强奸犯”的“丈夫”董某民（其存在疑点的“合法结婚证”上的“丈夫”，甚至被包装为可敬的慈父），以及当地政治运作制度与基层干部（譬如作为扶贫运动与爱心关怀行动的政绩）。而她自身作为女性主体，则被安置于“无人之地”（破旧偏僻的小茅屋）并被掠夺一切；残留下的，仅仅不过只是赖以维持最低生命运作的残羹冷炙，并同时要承受男权社会的丑化与玷污（譬如不加区分缘由与细节的“精神病”称谓与认定），宗族制度的共同压制（譬如长达二十余年无法得到解救等），以及父权制公权力的公然凌辱（其中包括五次调查通告中对“合法婚姻”的草率认定、被民众普遍质疑的身份鉴定等等）。

当世界已经经历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并早已沉浸于后结构主义（Poststrukturalismus）的“去中心化”女权思潮中，社会总体如何进一步正视女性生理特征（包括女性身体本身与繁衍的功能），女性如何对自身的身体与情感赋予更为主动性的掌控权（包括坚决抵制性骚扰的性自主权），已经成为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而江苏“铁链女”事件则无情地粉碎天下女性所有或天真或疏忽的迷梦与幻觉，再次以21世纪中落后而原初的女性悲惨处境，强有力地警示出艰辛曲折、充满陷阱的女性解放历程，并令人深刻领悟到：挣脱父权制的锁链，不管是宗教或黄金铸就的男性特权，还是宗族或公权力助纣为虐的锁链，其实仍是多么道阻且长。而这，正是柏林轰轰烈烈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与江苏“铁链女”事件看似巧合的交相呼应，所给与当前社会最深刻的启示。而当柏林女性无惧于在广阔的社会空间大声喊出自身的诉求，人们也有一千万个理由坚定地相信：江苏的“铁链女”也有权从被压制的“沉默的活的肉体机器”，赢回自己最基本的开口的权利，并向这世界诉说自己遭遇的一切，从而不再居于无人听见的“无声之地”。这是因为：“有声音的女性，方才有路可走”（法国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学者Hélène Cixous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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