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与战后秩序的图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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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是欧洲体系矛盾和风险累积的爆发，是欧洲体系的一次“内爆”，沿着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的断层线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

所谓胜利，其真正的含义应该是在战后获得巩固的和平，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比战前有所改善。想要获得这样的胜利，办法可能有两条：或者速战速决，迅速取得战果，或者进行持久战，但要根据国家资源情况节约使用兵力。目的必须和手段相适应。如果夺取这种胜利的机会已经丧失，那么头脑清醒的政治家绝不会放过缔结和约的有利时机。

——利德尔•哈特：《战略论》

尊重约定和彰显公正是和会的任务，而重建人民生活和医治战争创伤也是和会的任务。执行这些任务时既要审慎，又要有古代圣贤所认为的胜利者应该拥有的宽宏大量。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

在4月18日，俄乌双方几乎同时“宣布”了顿巴斯战役的开始。就俄乌战争的态势来说，顿巴斯战役具有会战和决战的性质，同时也基本凸显了俄乌战争的轮廓。在顿巴斯战役尚未结束之际，讨论俄乌战争的战后秩序前景似乎为时过早。战争的偶然性和情绪性很难去推测，但作为政治和战略工具的战争的性质、形态和逻辑基本已经凸显出来，这是俄乌战争中不确定中的确定。俄乌战争是国际秩序演变过程中的“事件”，可能会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但是否构成一个历史性的拐点，或许不宜高估，至于说将世界历史分为俄乌战争前和战争后，可能高估了俄乌战争带来的长时段影响。俄乌战争是全球化时代的一场欧洲“内战”，其范围甚至小于19世纪中期的“克里米亚战争”。作为比照，俄乌战争的影响或许与那一场克里米亚战争相似。当然，相比于19世纪，当下全球市场受到的冲击是直接和剧烈的，但俄乌战争并不构成一场系统性的冲击。其影响更多集中于欧洲以及西方。

一

笔者之所以不断提及19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并以此来审视和看待俄乌战争，其原因有两个。第一，两场战争有诸多的相似之处，战争的起因、进程和影响都有较大的相似之处，历史不能重演，但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和思维是可重复的。第二，在国际关系史的叙事体系中，克里米亚战争是欧洲“百年和平”的意外，其实这是重大的误解，维也纳和会之后形成的欧洲和平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趋于瓦解，欧洲逐渐进入“武装和平”的状态。同样，当下欧洲似乎沉浸于二战后的长和平，而将俄乌战争视为一次重大“事故”和偏离。俄乌战争是欧洲体系矛盾和风险累积的爆发，于欧洲而言，俄乌战争是欧洲体系的一次“内爆”，沿着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的断层线而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

第一，俄乌战争形成了新的战争形态，强化北约为主导的军事秩序。俄乌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出人意料，顿巴斯战役已经成为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博弈。在布查事件之后，北约国家大规模军援乌克兰，尤其是火炮、坦克、装甲车、火箭炮、防空系统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往乌克兰。从近两个月的战争进程来看，俄军已经失去了获胜的机会，以“特别军事行动”这样的小战争模式难以达成目标，而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也难以逆转战场态势，俄罗斯手中的核武器能够自保，但不能扭转乌克兰战场的态势，俄外长拉夫罗夫在顿巴斯战役开始之际明确否认了俄罗斯将使用核武器的说法。俄军不胜的局面意味着：一，俄罗斯从2008年俄格战争以来通过“小战争”重塑俄罗斯周边地缘空间的模式难以为继；二，俄罗斯对周边以及欧洲形成的军事威慑力就此逆转；三，俄罗斯武器装备的实战能力被全方位展示，俄制武器的声誉以及市场份额会大受影响。

乌克兰如愿得到北约强有力的军事援助，俄乌之间的军力失衡局面得以逆转。乌克兰军队经此一战，将成为北约样式的军队，乌克兰即便不加入北约，也将成为北约在东欧的桥头堡。依靠北约的强有力援助，乌克兰军队的装备、训练和作战及战争思维已经更新，以游击战和运动战持续消耗俄罗斯的军队和装备，开战一月，俄军四分之一的兵力折损。俄乌战争再次印证了战争作为大国政治工具的局限性，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现在的俄乌战争，军事强国很难通过战争实现自己的目标，相反，体面结束一场战争则是非常困难的。俄乌战争的最大教训或许是，对一个军事强国，即便是核武强国来说，轻启战端也是不对的，保持强大军事威慑力的有效之道是不战；而对于中小国家来说，一旦陷入战争，即便能够抵抗大国的进攻，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乌克兰的幸运之处在于，身处欧洲地区，背靠北约，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强有力的军事支援。

俄乌战争，如19世纪中期的克里米亚战争一样，是存在代差的战争，巧合的是，俄军在两次战争中都是处于落后时代的一方。克里米亚战争是工业化时代战争的先声，而俄乌战争则是信息化时代，尤其是互联网时代战争的先声。落后于时代的战争思维和模式，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俄乌战争之后，武器装备、人员素质、军队组织训练、战术思维等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新的战争形态和军事秩序也可能由此而加速形成。

第二，俄罗斯是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传动轴，战后的俄罗斯将被排除在欧洲体系之内，随着战争的升级，西方战争史中的“迦太基式和平”浮出水面，不仅要在乌克兰打败俄军，还要羞辱俄罗斯。西方战争思维中，征服和打垮敌人是一种传统，罗马人毁灭了迦太基。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英美欧等国的目标也不断变化，从确保俄罗斯不能赢，到确保俄罗斯最后失败，再到“政权更迭”。对于俄罗斯而言，俄乌战争将会造成欧俄之间的“硬边界”，从芬兰经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到黑海的“铁幕”降临，这一态势不仅逆转了后冷战时代欧俄缓和、俄罗斯谋求加入西方俱乐部的趋势和可能，甚至逆转了彼得一世以来俄罗斯加入欧洲的逻辑。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罗斯被“赶出”欧洲国际体系近20年，只是因为中欧地缘政治巨变，普法战争之后，俄罗斯才借势回归欧洲国际体系。相比于克里米亚战争和冷战，俄罗斯在战后将面临自彼得一世以来在欧洲的“大撤退”，俄乌边界将成为欧俄的新边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改变，就此而言，顿巴斯战役不仅是在划定俄乌边界，也是在划定欧俄边界。这一边界的调整将造成俄罗斯国家身份的调整，从彼得一世以来俄罗斯帝国将自己定义为欧洲大国，影响欧洲大陆的平衡力量。德国历史学家将俄国定义为“侧翼大国”。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扮演欧洲大国将是个问题。

俄军在顿巴斯战役中扭转战局的机会渺茫，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被乌军击沉，几十名将校军官战死，俄罗斯所依赖的陆军和海军的声誉大受折损。从车臣战争以来，俄罗斯重整军队，大力发展军备，通过一系列战争以及“大杀器”的武器研发确立了对周边、乃至全球军事威慑力，这是俄罗斯维系大国地位的基础所在，普京总统时常会展示俄军拥有的先进武器。俄乌战争一个月之后，俄罗斯十几年来确立的军事威慑资产近乎归零，以军事手段重振前苏联空间的收益“冲高回落”，因“恐俄”而形成的威慑圈层将会持续变动甚至裂解。现在已经出现的端倪在于：白俄罗斯并未参战，也不太可能参战，这与卢卡申科在2月末的表态形成鲜明对比；哈萨克斯坦政局企稳，托卡耶夫加速政改，强化与美国的关系，俄军在1月初出手干预哈国，但未获得托卡耶夫的回报；高加索地区是地缘政治的破碎地带，经车臣战争、俄格战争以及最近的纳卡冲突，俄军对高加速地区形成了比较有力和有效的控制，俄乌战争消耗了俄军，甚至车臣军队，高加索地区的“强制”秩序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松动。

俄罗斯是欧亚大陆的传动轴。俄罗斯摇摆于东西之间，在欧洲受挫之后，俄罗斯会从欧洲转向亚洲。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之后，俄罗斯一路向东扩张，通过《北京条约》割占中国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俄罗斯在亚洲受挫，转向欧洲，介入巴尔干事务，俄奥矛盾激化，这成为一战的导火线。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大概率会加强在亚洲地区的存在。普京总统在俄乌战争期间前往阿穆尔州视察航天发射场，似乎就是一个征兆，甚至隐喻。

第三，欧洲二战后长和平终结，地缘政治回归。俄乌战争惊醒了欧洲，唤醒了欧洲的地缘政治记忆。从欧洲近代二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二战后的欧洲长和平是极其不平凡的现象。俄乌战争，从欧洲国际关系史角度来看，并非异常，更像是历史的回归。俄乌战争迫使欧洲加快重新武装，尤其是德国逆转了二战之后的防务政策，欧洲多国突破惯例，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攻击性武器。冷战期间都没有发生的变化，在俄乌热战期间变成了现实，芬兰、瑞典谋求加入北约，德国扩大军费开支，这足以证明，俄乌战争对欧洲造成的冲击远远超出了冷战。乌克兰加入欧盟是大概率的事件，且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实现，欧盟和北约将进一步东扩，而且欧盟和北约的重合度进一步提高，由此造成两个结果：其一，北约对欧盟的掌控更加强化，大西洋共同体内部的协调水平更高，欧盟战略自主的空间变小；其二，扩大的欧盟和北约面临集体行动困境，防务中心进一步东移，北约和欧盟东翼国家将成为新的权力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欧盟内部聚合力下降，英美通过北约而深度介入欧盟事务，抵消法德以及布鲁塞尔的战略自主努力。

因俄乌战争，北约、欧盟、七国集团等西方阵营内部的沟通协调极为活跃，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空前团结，但这并不意味着北约以及西方阵营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同盟并非亲密无间，而是责任体系，权利、义务、责任的分配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克劳塞维茨认为，“欧洲政治中向来有一种惯例，即加入攻守同盟的国家承担相互支援的义务。但是，一个国家并不因此就必然与另一个国家同仇敌忾，利害一致，他们并不考虑战争的对象是谁和敌人使用多少力量，只是彼此预先约定派出一定的、通常为数十分有限的军队。在履行这种同盟义务时，同盟国并不认为自己与敌人已经处于必须以宣战开始和缔结和约告终的真正的战争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法国、德国发出严厉批评，甚至拒绝德国总统访问基辅。战时的同盟和团结很难持续到战争结束之后，凯恩斯对巴黎和会的观察展示了欧洲外交的本质：“他们在权力和人性的巨大冲突中出人头地，在给予和索取迅速转换的游戏中成为胜利者，而对于这样的游戏，威尔逊根本没有任何经验。”而俄乌战后秩序的构建中，拜登不会是威尔逊，更可能像是劳合•乔治这样的外交老手。于欧洲而言，俄乌战争或许是历史性的转折点，重新唤醒地缘政治和外交的回忆。

第四，大国政治框架的重新洗牌，中美欧俄四方形成的多重三角关系进入调整和重构期。三角关系构成了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单元，简单来说，任何两方关系既不是刚性同盟，也不是敌对关系，而任何两方互动都会影响到第三方，如此，构成三角关系。中美欧俄四方在理论上形成了四组三角关，俄乌战争搅动了美欧俄三方关系，由此引起大国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如果将中美欧俄四方视为一个锥体的话，这便是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框架。俄乌战争暂时冻结了欧美俄三角关系，因为欧美联手对抗俄罗斯，已经形成了比较尖锐的敌对关系，力主与俄罗斯进行外交磋商的马克龙和舒尔茨备受嘲讽，被贴上了“绥靖”的标签。如果北约追求“迦太基式和平”的话，俄罗斯未来能否构成独立一极还是个问题。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唯一拿得出手的只剩下核武器了，核武器的确是大国地位的重要基础，但并非唯一基础，尤其是面对旗鼓相当的核力量的时候，相互确保摧毁而抵消了核武器的战略价值。俄乌战争之后，欧俄之间的能源纽带松弛，天然气管道难以扮演俄罗斯的战略工具，欧洲能源市场将会重新洗牌。中美俄三角关系的结构将会进一步失衡，俄罗斯战略界担心战后的俄罗斯会更加依赖中国。事实上，中俄经济合作在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比重很小，中美俄三角关系更多地体现在全球战略稳定的层面，尤其是核战略的稳定，俄罗斯的核武库没有受到影响。需要关注的是，俄罗斯在战后可能会更加关注亚太地区，这既是俄罗斯地缘战略传统使然，也是俄罗斯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的无奈之举。随着俄罗斯的转向，中美俄在亚太地区的互动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中欧俄三方的互动有赖于战后欧亚大陆安全与发展的重建。俄乌战争打乱了中欧俄三方的合作关系，在中欧之间的关键节点上出现了严重战争危机，不仅破坏了乌克兰众多基础设施，而且打乱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形成的合作网络。中美欧三角关系会进一步运转起来。俄乌战争是欧洲的一场战争，中国并非当事方，但是利益受损方，中国不选边，保持中立立场，也有助于防止俄乌战争风险外溢，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中，中国是唯一保持中立的国家，这客观上为缓和与调解战后大国关系提供了可能。美欧在俄乌战争期间形成的紧密的同盟是否会转移到亚太，还需要关注，但就北约而言，俄乌战争重新激活北约的主要原因是俄罗斯成为欧洲国家的首要威胁。

第五，没有俄罗斯的全球化还是在继续发展，但文明、价值观等因素会成为全球化重组的重要因素。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分工体系使全球化网络迅速扩大，并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权衡利弊的合作网络遭遇到了道义拷问，未来的全球经济合作将受到利弊权衡与对错考量两种力量的制约。俄乌战争并非专制与民主的决斗，但俄乌战争冲击和破坏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精神，这是当下国际秩序的核心基石，无论以何种理由，通过武力改变主权国家之间已经确认且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边界是不可容忍的，而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狂轰滥炸，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无论如何也是不对的。基于惯例、规则、法律而形成的预期是国际秩序得以维系的基础和前提，而俄罗斯破坏了这一基础，在联合国大会连续遭到多次道义谴责，并被踢出人权理事会。跨国公司在对错的考量之下，纷纷主动退出俄罗斯市场，即便因此遭到重大经济损失。文明圈、安全体系和经济合作网络之间的互动将在战后进一步强化，战后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重返国际市场，是个很大的未知数，跨国企业、投资者以什么方式和速度重返俄罗斯市场也是个未知数。俄罗斯所拥有的优势资源，比如能源、原材料、超大国土空间等，只有接入到全球化网络中才有价值。一个被排除在全球化之外的俄罗斯将是伊朗与朝鲜的合体。

第六，俄乌战争之后，美国对于全球体系的控制力将会止跌回升，而西方阵营所拥有的结构性权力将释放出更大的能量。已故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家斯特兰奇将安全、金融、生产和知识视为结构性权力，在俄乌战争过程中，西方在这四种结构性权力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基于经济总量来衡量的国际权势变迁可能存在重大的缺陷和失真。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本质上是体系性的绞杀，形成了一张巨大而绵密的网络，俄罗斯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也没有有效反制的手段。相比于2•24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两天后西方推出的对俄经济闪击战更具有历史转折意义。因俄乌战争，美国得以整合和动员西方体系的力量，将结构性权力组合成为一张巨大的网络。因俄乌战争而形成的“西方团结”的军事威慑力未必全球化，但货币金融体系的控制力进一步上升，美元武器化将成为新常态，而全球生产体系的空间布局将发生比较重大的转移，东南亚、印度等人口结构比较年轻的地区成为新的加工制造基地，美国在印太地区组建和谋划产业和技术联盟，在亚太地区已经成型的生产网络中打入“文明”、“价值观”的楔子。

二

俄乌战争只是国际关系历史上的“大事件”，历史学家或许也将其视为一段插曲，但对于当下国际秩序而言，俄乌战争和战后秩序重建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凯恩斯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写下了《和约的经济后果》，虽然未能阻止英法美等战胜国的愚蠢做法，却为后世树立了观察和研究战后和平秩序的典范。俄乌战争未必会变成持久战，但这场战争带来的连锁反应已经远远超出了“事件”范畴，而具有结构性的影响。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不是“迦太基式和平”，战败国被吸纳到战后秩序之中。或许是吸取了一战的教训，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形成了一个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的国际秩序体系，而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一体系“全球化”。俄乌战争给世人一个重新反思和确认国际体系的机会。

第一，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经久的课题，持久和平是人类社会的梦想，但战争的终点并非一定是和平。巴黎和会之后的凡尔赛和平只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短暂休战，而战争的惨烈和巨大损失而激发的复仇情绪，使得和解尤为困难，除非如同罗马毁灭迦太基一样，否则和平只能建立在共存、均衡和宽宏的基础之上。持久和平是人类的理想，但战争是人类秩序中难以逃避的因素。在核武器时代，大国之间的核威慑最大程度地限制了大国战争的爆发。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核大国寻求核军备控制，俄乌战争是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核大国之间的激烈博弈。核恐怖下的和平是高度不稳定的，而试图突破核恐怖均衡的尝试或者努力不会增进和平，反而有可能打破核和平的局面。俄罗斯展示自己的“萨尔马特”大杀器，马斯克对普京的“单挑”，其实是安全困境的“表演”。俄乌战争带来了战争形态的革新，战场是对军事能力的终极检验，而俄乌战争的结局将再次证明，军事大国的权力或威望源于威慑，而非战争结果。

第二，主权、领土国家等陈词滥调一样的国际规则依然是国际秩序的基石，基石动摇，则秩序坍塌。国际秩序建立在共同的观念和预期之上，换句话说，同一种预期，同一个世界。俄乌战争背后是帝国观念的回归，俄罗斯政界和战略界越来越偏离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关系理念。大国地位是一个互动与相互建构的过程，俄罗斯维持和追求大国地位无可厚非，但大国地位靠的不止是硬实力，更需要软实力，而观念滞后而形成的错位会让硬实力大打折扣。对于欧洲而言，经过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欧洲人走向了和解和一体化道路，而俄乌战争一下子将欧洲拉回到了一战之前，战争并没有远离欧洲，更没有超越主权和领土观念。于世界而言，主权、领土等观念是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同时需要警惕的是，俄乌战争对世界的冲击不只是冷战思维的回潮，更是一战前国际秩序场景的“复活”。两次世界大战也可以视为帝国之战，欧洲殖民帝国在欧洲打的惨烈“内战”。二战后，世界进入了后帝国时代，主权国家体系建立起来，国家之间的战争减少，内战增多，这是通往后帝国时代的颠簸，而如果要回到帝国时代，必然会造成世界体系的震荡。俄乌战争对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联合国体系是重大的冲击，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反思，有可能会加速安理会的改革，以此提升联合国安理会维护《联合国宪章》的能力。

第三，整体而言，美国为主导的霸权体系具有相当的实力和强大的韧性，所谓美国衰落或者西方衰落，既是国际权力结构不均衡发展的趋势，也是美国人的自我批判和免疫。美国形成军事-科技-金融-意识形态的权力体系和结构依然完整，且具有相当的韧性和复原力。从俄乌战争的过程来看，坦克等重型装备、大型水面舰艇如果没有信息网络作为支撑，可能会成为活靶子，美国、英国等国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并未落后，美军所谓水面舰艇数量落后于中国，并不足以证明美国海军实力的下降。美国处于全球体系金字塔的塔尖位置，扮演了体系性国家的角色。从历史上看，霸权体系的更迭、权力转移是非意图的结果，美国取代英国、英国取代荷兰都不是英美或者英荷战争的结果，换句话说，霸权的挑战国失败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俄方将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定义为推翻美国霸权之战，的确是高估了自身的实力，挑战失败也在意料之中。从历史与战略的角度来看，潜在的挑战国的可行之道就是“熬”，熬到霸权国自我衰败或者霸权国陷入过度扩张，以及霸权国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之中，而直接挑战体系性大国，必然会遭到体系性国家召集和动员的体系性力量的围剿。

第四，市场经济和技术创新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加剧了全球不均衡发展，由此带来了全球体系的动荡与变革。单一全球体系之下的不均衡发展是当前国际秩序变迁的核心动力、大国兴衰的内在逻辑，只有踏上市场经济和技术创新节奏的国家才能获得结构性优势，获得发展的红利。当然，被排除或者隔绝于这一体系的国家连参加竞赛的资格都没有。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体系的社会、经济、政治、安全等子系统就出现了愈来愈明显和强烈的摩擦，俄乌战争以及疫情加速了全球体系内部的震荡，全球化所依托的地缘政治基础裂变与重组，而地缘政治的集团化将造成市场体系的断裂，换言之，单一全球体系内部的层级和地位会重新洗牌。

第五，俄乌战争以及战时外交加速了世界政治舞台上政治家的迭代更新，社交媒体形成了一个愈来愈活跃的场域，极大改变了国内政治与国际外交。俄乌战争，不仅是国家之战，也是泽连斯基与普京之间的意志对决，统帅的意志与军队的武德、国际道义等紧密相连。与泽连斯基相似，越来越多有个性的政治家登上政治舞台，世界政治与外交的风格也将随之切换。回过头来看，2016年特朗普上台、朴槿惠被弹劾下台，是社交媒体政治时代的开始。俄乌战争以及泽连斯基的崛起，无疑加速了世界政治风格的转换，政治家的意志、眼界和能力将构成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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