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由盛而衰，又将如何由衰而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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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包含两方面：为什么在前现代中国科学技术非常发达；为什么现代中国又落后了。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尤为重大。

——对“李约瑟之谜”的进一步思考

林毅夫教授在《解读中国经济》一书中曾探讨了中国在前现代社会领先于西方，到了现代社会却远远落后于西方之原因，认为技术的不断创新、升级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在前现代社会技术的发明以农民、工匠的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农民、工匠多，所以，在技术发明上具有优势。

到了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的方式变为以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以科学为指导的实验为主，中国人多的优势消失。工业革命产生的前提是以数学和可控制实验为主要特征的科学革命的发生和普及，而中国由于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激励机制妨碍了中国人对数学和可控制实验这种后天能力的学习，使得科学革命无法在中国产生，因此也就无法自发地从以经验为主的技术变迁方式向以科学为指导的实验方式进行转变。在西方完成了这个转变以后，中国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也就迅速地从领先变为落后。然而，中国人并非先天就不能进行科学与工业革命，在现代社会，中国人学习数学、可控制实验的激励已发生变化，中国人在将来一样能对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做出贡献。

在2022年5月份刚刚出版的新著《解惑集：中国经济专题答疑录》中，林毅夫教授就这一重要问题，与北大学子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这些问答实录，对于当前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社会各界清晰认识我国过去走过的道路、现在的处境，以及把握未来的机遇，克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必然遭遇的各种挑战，也必将有很大启示。

中国为何由盛而衰？关于“李约瑟之谜”

在前现代社会的一千多年中，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研究长期经济历史的经济学家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对中国、欧洲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历史作了非常细致的数量研究。根据他的分析，中国直到19世纪中叶还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而且在之前的17、18世纪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也一直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领先，体现为中国具有全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活跃的市场经济、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等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就有对中国的很多描述，他认为中国在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富足的、生产力水平非常高的、经济发展程度也非常高的国家。

中国落后于西方，其实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一个很大的逆转，主要的事件就是西方在18世纪中叶发生了工业革命。有学者对此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描述：“当中国使用铁犁的时候， 欧洲还在使用木犁；但是当欧洲使用钢犁的时候，中国还是在使用铁犁。”在很短的时间里，欧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中国没有变化，因此才会落后于西方。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并逐渐传播到欧洲大陆，从纺织业的机械化开始，以蒸汽机的发明和钢铁的大量使用为标志。很多人研究欧洲为什么会发生工业革命，尤其是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英国。当然从各种条件看，英国确实具有各种各样的有利条件。但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不少学者发现，英国在18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时的经济、科技和工业条件，中国早在13世纪就基本上已经拥有了。这意味着中国在13、14世纪初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发生工业革命的边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并没有迈入工业革命的大门，所以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才会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落后于世界。由此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一位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1954年出版的15卷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首卷中正式提出了被称为“李约瑟之谜”的著名谜题。

“李约瑟之谜”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第二个方面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国又成为技术落后的国家，没有继续维持原来的领先。这是历史上一个很大的转变，当然就会激发很多人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以振兴国家为己任，虽然过去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这段历史背后的因由对于预测中国在未来的复兴一定有所启示，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很多文明都曾写下过光辉的一页。像埃及在五千到七千年前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后来到三千年前，两河流域文明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之后才有中华文明的辉煌。但是世界上大多数的文明，都是由弱到强，强了以后各领风骚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就会逐渐走向衰弱，最终湮没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对于埃及文明，虽然从地理名词上看，现在的埃及与五千至七千年前法老时代的埃及用的是同一个地名，但就文化角度而言，古代的埃及文明已经消亡。其他如两河流域文明同样也是如此。中华民族被认为是唯一一个延续了几千年并传承不灭的文明，但是中华文明到底会不会像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那样由小而盛、由盛到衰，最后走向消亡呢？对李约瑟之谜两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影响到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会让我们明白中国到底有没有再度复兴强大起来的可能。要回答上述问题就要弄清中国过去为何繁盛，又为何由盛转衰，这是预测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一个突破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未来的发展需要克服哪些不利因素，才能重新恢复中华民族原有的创造力。

中国在前现代社会为何领先于西方？

蔡煜晖（社会学系）：林老师您好！在此想对中国在前现代社会领先于西方的原因进行探讨。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领先是由于发达的市场制度，还是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大一统”封建统治制度？虽然中国允许土地私有和劳动力自由流动，也有技术创新，甚至出现了杭州、苏州这样经济发达的市镇，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古代一直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仅有少部分发达城市。缺乏完善的工商业法律体系，长久以来盐铁官营、重农抑商的政策，思想观念上对商人的排斥和鄙视，对土地再生产的热衷等一系列因素共同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应该更多的是依靠农业而不是工商业。那么，在这样对工商业发展不利的条件下，市场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呢？市场制度与封建统治是否冲突？

林毅夫：“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只要有利存在而政府不是管制太严，就会有聪明的人去推动市场的发展；市场的存在导致富可敌国的商人的出现。所以，在科技革命发生以前的社会，对食利阶层的商人是防范的，这是为何“士农工商”，商人的社会地位最低。但是，从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可以看出，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并不比欧洲商人的社会地位低。当时的工商业发展的条件不如现在，是因为当时的技术、产业没有现在发达，生产的规模经济和可交换的剩余有限，因此市场的规模和商业发展的程度也就有限。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钟卓宏（信息管理系）：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技术发明的中心在东方，中国四大发明、铁犁等器具随着中国的扩张传入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心是在英国，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人们进入了蒸汽时代，这时的技术在欧洲并向北美传播，而这时的中国正沉浸于清王朝的盛世假象，没有积极吸纳、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随着电磁感应等现象的发现，欧洲许多国家发明出了电器、内燃机，美国也逐渐成为技术发明的另一中心。这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民族矛盾交织的时期，清政府的腐败加上西方列强的入侵，让新技术的引入（更不要说新技术的发明了）更为困难。 1949年前，中国面对着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等多重革命任务，谈科技创新何其困难？

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前期以美苏为科技创新的中心，空间技术、原子能技术等获得重大突破。再往后就是中国不断学习、吸纳先进技术的经验，赶上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步伐，在部分领域不断赶超，成为当今世界的增长引擎。

事实上，从前现代社会的中国技术的领先，到传入西方各国，技术以一种由一点扩散至整个面的模式传播。到了工业革命时也是如此，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由英国传播到欧洲再逐渐传入美国、苏联、中国等国家。而正是其他国家的新技术、新知识的传入，使各个国家有了进一步探索发明的基础和动力。我认为中国成为最后一批加入工业革命的国家，最大的原因还是从 17世纪开始的封建社会的由盛转衰与西方列强的接连入侵。高度的中央集权以及统治者的个人眼界使得新一轮革命的引擎始终没有在中国出现，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则阻挡了新技术与新知识传入中国。设想一下，但凡新技术或者新的科学知识传入中国，新的技术革命会不在中国发生吗？所以我认为是中国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使得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以上思考的不足之处，还请老师指教！

林毅夫：德国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还在高度专制集权的普鲁士帝国的统治下；俄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在专制的沙皇彼得大帝的推动下进行的。所以，“高度的中央集权以及统治者的个人眼界使得新一轮革命的引擎始终没有在中国出现”的说法不成立。而且，要解答的“李约瑟之谜”是为何中国的科技在前现代社会领先于西方，但到现代却落后于西方，如果落后于西方是因为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那么为何工业革命没有“源于”中国；而不是工业革命在西方发生后，中国为何没有像德国、俄国、日本等那样去引进工业革命。在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拉开了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差距以后，发展中经济体追赶的愿望一直存在，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的追赶努力都失败了，成功的经济体少之又少。如何追赶才能成功？这是我这些年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在本课程的第四讲和第五讲中会有比较系统的介绍。

从文化角度探讨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

袁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林老师您好！您在课上提到，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在于中国并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按照我的理解，西方科学革命的发生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关系应该很大。正是文艺复兴的发生使得黑暗的中世纪开始出现曙光，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并开始重拾古希腊先哲的思想，进而才有了后来的科学革命。而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有百家争鸣的现象，为什么中国后来无法发生类似的文艺复兴呢？

另一个问题是，您在课上讲到，中国的科举制度使得人们认为考取功名更重要，忽视了数学与控制实验，而更注重经验的积累。然而，即使在科举制出现之前成书的《九章算术》也更倾向于经验的总结与算数的技巧，而如《几何原本》那样的高度抽象和具有思辨性的公理化系统和理论体系始终没有出现。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呢？这种现象是否也支持“文化决定论”呢？

林毅夫：首先，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哲学、法权思想等在欧洲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神权统治和禁欲、愚昧主义流行的黑暗时代已经荡然无存，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从阿拉伯文献中翻译回来，是引进而非欧洲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因此，这一事实不支持科学革命在欧洲发生是由古希腊一脉相承的“高度抽象和具有思辨性的公理化系统和理论体系”的文化所决定的观点。而且，具有上述抽象性、思辨性、公理化特征的文化可以在欧洲引进，在中国如果有需求也可以引进，关键是在古代中国，科举取士的应试制度使得中国的知识阶层没有这样的需求。

其次，我们在讨论文化是否对一个民族的兴衰有决定作用之前，必须先对文化的内涵做出准确的定义，然后看看这些内涵的各个因子如何影响人的行为和选择。在《解读中国经济》第十三讲“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中，我们将文化的内涵区分为器物、组织和价值三个层次，总的来讲，我认为中国文化在保持“仁”为核心的价值而让文化绵延不绝的同时，在器物和组织层次上可以进行现代化，因此不妨碍秉持中国价值理念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学习和研究，这一点可以从近几十年来中国科学家在国外的物资基础支持下做出的贡献，以及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后，尤其是在新世纪国内科技的蓬勃发展来证明。

从官僚政治角度对“李约瑟之谜”的思考

管雨婷（国家发展研究院）：林老师您好！我最近正好在拜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对“李约瑟之谜”有一点想法。

第一是专制官僚政治产生的时间。其在西欧产生于由贵族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而在中国则早得多，产生于从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渡的阶段，且中国的地主经济相较于西欧土地改革前的领主经济更适应于商品流通经济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活动的展开，使得中国的官僚政治具备一定的先进性，同时它的包容性又将各种社会系统水乳交融在一起，如族长制、伦理纲常政治、意识形态等无疑都成为加强官僚政治的有力杠杆，“愚民”政策也大大强化了官僚政治的力量，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在早些时间的实力远超西欧。

第二是中国与西欧经济基础的不同。欧洲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是领主经济，而中国很早就从领主经济过渡到地主经济，其官僚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地主经济，这两种经济基础带来了极大的发展差异。“利之所在，弊亦随之。”所有这些特殊的优越性、先进性和灵活性又无一不是中国官僚政治发展的原因和自我腐蚀的力量，无一不是阻滞中国向近代化过渡的消极因素。王亚南先生给官僚政治做出的界定很清晰地阐明了这一点：“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到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也就是说，官僚政治的蓬勃发展是把农民的愚昧无知作为基础条件，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人民才会把官僚统治当作无可抵挡的常规，甘愿做“国王的臣属”。然而对于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无疑是中坚，这样的官僚政治使生产力得不到发展，生产技术得不到改进，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丰厚的资本积累，自然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欧洲没有统一的政权，经济体往往大于政治中心的可控范围，且 14—15世纪封建领主制的迅速瓦解、工商业城市化的兴起又为商品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加之竞争压力下的地理大发现，带来了欧洲经济的腾飞。

不知道以上分析是否有逻辑不当之处。烦请老师指正！

林毅夫：王亚南先生的解释不脱以现在欧美的政治社会作为标准来批判传统中国的窠臼，他所说的那些问题是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但是，欧洲在前现代的封建社会，在神授的君权和代表上帝的教会的统治下，比同一时代的中国还专制、愚昧和落后，所以中国的儒家学说才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例如，李约瑟的研究发现，欧洲领先于中国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而技术不断创新的工业革命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先有了科学革命，当技术创新出现瓶颈时，可以通过基础科研上的努力来打破瓶颈。科学革命在欧洲发生时，欧洲还在被专制、愚昧和落后的教会和专制的君权所统治。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不同，科学革命刚发生时对技术进步、军事力量提升和经济发展并没有帮助，这种帮助到 19世纪才产生。科学革命是一群对自然现象好奇，又受过数学训练和掌握控制实验方法的天才的偶然发现的结果。王亚南先生的大作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政府经营商业的传统能否解释“李约瑟之谜”？

何翎（国家发展研究院）：林老师您好！中国自汉代以来就有如“盐铁国营”“广州十三行”等政府操办经营性事务的传统，而这与奉行商业本位主义国策的英国正好相反。请问您认为这种偏差是否可以（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李约瑟之谜”？

林毅夫：这种制度在汉代以后一直存在于中国，但并不妨碍中国在前现代社会领先于欧洲。另外，明朝时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萌芽，所以这种制度也没有妨碍民间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例如，除了有山西票号这样成熟的民间金融机构和网络，有煤铁之利的山西长治在明清之际，私营企业也已经能够年产七十多万套农具，远销东北亚和东南亚，更遑论自汉唐以来属于工业品的中国丝绸和瓷器已经远销欧洲。我认为一个解释必须能同时说明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领先于欧洲，而在现代社会落后于欧洲，这样的解释才真正回答了“李约瑟之谜”。

科学革命为工业革命破除了哪些瓶颈？

匿名同学：林老师在第二讲中提到，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主要归因于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我想请问，欧洲 15世纪的科学革命主要为工业革命破除了哪些瓶颈呢？科学革命只是提供了数学推理的方法论的革新吗？经验上的论证感觉还不够有说服力。谢谢林老师！

林毅夫：是的，科学革命主要是方法论的革命。数学的使用使得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可以做到严谨和精确，并且不会因为不同地区和时代语言的差异而有不同的理解；控制实验则使得科学的发现是否为现象产生的原因可以很快得到验证，以去伪存真。这种方法论的改变使得科学从原始向现代转变，也使得科学的发现加速。科学革命对工业革命的贡献首先在于实验成为一个通用的试错方法，新技术的获得不再依靠经验的试错，而是主要依靠在实验室里的试错。其次也是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在实验室里靠试错来推动技术创新出现瓶颈时，基础科研的突破可以使技术分布曲线（或发明可能性曲线）右移，打破技术创新的瓶颈，从而使得技术创新在工业革命以后不断加速。这在《解读中国经济》第二讲中有详细的论述。

许鹏程（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林老师在谈及科学革命的贡献时曾说到，科学革命在方法论上的主要贡献便是数学模型和控制实验的使用。

然而，《九章算术》一书中很早便提及了各种立方体体积公式、勾股定理、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等，另外方程组、负数的概念也早有涉及，可见数学模型的使用早已有之。除此之外，古代方士在炼丹的过程中尝试各种配方，进行试药，这亦可看成控制实验的雏形，甚至火药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发明出来的。

所以，我认为将方法论的进步归功于科学革命是不恰当的。与其认为这是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差距，不如认为其是文理方法上的差距。在以前，数学模型和控制实验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兴起，应该主要是因为理科发展的衰弱。古人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所关注的治世之学即使在今天也是不能用这些方法来表述的。这些方法应该是随理科一同发展的，它产生的原因便是理科对严密逻辑的要求。

林毅夫：你的看法听起来有一定道理，不过有两个问题。第一，在中国，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士人对数学的学习失去了兴趣，以致许多知识失传。炼丹之术则一直只是少数方外之人感兴趣。所以，无法将两者结合来推动科学革命在中国自发产生。第二，在欧洲，理科的出现也是现代化的产物，并非自古已然。即使在今天，国外的博士学位仍然称为“ doctor of philosophy”。我们不能把欧洲科学革命带来的社会进步的“果”（学术发展、学科细分，出现文理科的划分）当作科学革命产生的“因”。

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领先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有何相通之处？

匿名同学：林老师您好！您对“李约瑟之谜”的回答解释了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领先和明清以来的衰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又一次踏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并在四十多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您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成就，与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领先是否有相同的“基因密码”呢？如果有的话，这种“基因密码”是什么呢？

林毅夫：这是一个好问题、大问题，值得思考。中国人民的务实、自强、不听天由命，中国文化造就的超稳定的“大一统”格局，科层制为知识精英提供的进入官僚体系和在竞争中上升的通道，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领导人对历史的责任感等因素，都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不过，没有这些有利因素的其他国家，像日本、韩国，甚至非洲的小国毛里求斯也发展起来了，遑论欧美的国家。所以，在现代社会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还有更根本的因素，这是新结构经济学所探讨的课题，也是我在《繁荣的求索》一书中想要回答的问题。简言之，经济发展、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不断完善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持续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则有赖于现有产业的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同时，还需要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以使得技术和产业所蕴含的生产力能够得到最大的释放。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成功，产业必须有竞争力，而产业拥有竞争力的前提则是企业所用的技术、所在的行业符合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并且有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来使得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所蕴涵的生产力得以释放。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高，技术和产业处于世界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需要依靠自主研发；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低，技术和产业处于世界前沿之内，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有后来者优势。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自主研发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产业引进，都会有市场失灵的地方，所以，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不管拥有什么样的体制或文化背景，要发展好经济，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下，都需要有效的市场来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也需要有为的政府来帮助企业家克服在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市场失灵。所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一个国家无论有什么样的体制或文化背景，只要能够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下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都能够取得成功。

张哲瑞（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前现代社会的中国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始终有巨大的人口。根据林老师在第二讲中所讲，中国在前现代社会具有优势是因为人口数量大。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1世纪初中国加入 WTO（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经济的腾飞与中国的人口红利息息相关，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与庞大的国内市场吸引了外资进入。以上是我的一点拙见，还请林老师指正！

林毅夫：人口多确实是中国在前现代社会领先的一个有利条件；在现代社会，如果发展战略对了，人口多、市场大也会是一种优势。不过我们还要回答为何中国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情形。如果我们用的不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表意文字而是拼音文字，那么中国很可能出现意大利、法国、西班牙那样的情形——同为拉丁语系，成为使用不同文字的不同国家。如果没有儒家的“大一统”思想，那么中国很可能出现中东阿拉伯国家那样的情形——同使用阿拉伯语，但是分裂成不同国家，或者像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那样的情形——同使用英语，却独立成为五个国家。另外，不管国家大小，人口多还是人口少，只要把劳动力从生产力水平低的产业（包括农业）配置到生产力水平高的产业，都会存在人口红利。同时，一个国家只要能够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下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不管人口多少，都能够发展成功，亚洲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新加坡就是最好的例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林毅夫为为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世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本文摘自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第28-29页；林毅夫，《解惑集：中国经济专题答疑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5-46页，经作者与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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