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睡上铺到买房，我在香港用了九年（组图）

“在经济学家的眼里，城市是人们选择的结果。

尽管在香港，房价高到连4平方米的出租屋都是一种常态。

但仍有源源不断的内地年轻人想方设法来到香港，并坚持留下。”

我是港漂大军中的一员，今年是我在香港的第九年。

其实，“漂”这个字用在现在的我身上或许已不太合适：前不久，我和老公一起买了房子，在这座城市正式“扎了根”。

拿到新家钥匙的时候，恍惚有种不太真实的感觉。

九年前的一个周六，我拖着行李，从罗湖过关来到香港。

那时还没有西九龙高铁站，周末的罗湖关口，人多得几乎要把我挤得双脚离地。

那时我只有22岁，在来香港读书前，香港只是电视剧和电影中的香港。

那时我对生活的想象力只有一年Master的长度，感觉拿永居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

“等到能拿永居的时候，我都快30岁了！”

那时觉得30岁真遥远啊。

窗外日光弹指过，那时感觉遥远的未来，此刻已真切地将我裹挟。

回望过去九年，从“飘摇”到“扎根”，能将故事串联的，竟是住过的形形色色的房、睡过的大大小小的床。

对于港漂而言，房间的面积和床的宽度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一个人的成长与进步。

借此机会，便盘一盘那些年我曾住过的房子们吧。

第一站：大围

我在香港的第一站，落脚在了离学校一站路的大围。

当时住的小区名曰“云叠花园”，和大名鼎鼎的名城隔着马路相望，房租却比名城少三分之一。

我们六个女生租了一套三室的房子，一个房间上下铺睡俩人。

我和大学好友住一个房间，我睡上铺，床贴着窗，脚贴着窗式空调，月租2500。

刚来香港的时候，总觉得香港的窗式空调比内地的分体式空调冷好多。

即便是夏天，即便盖着被子，空调的寒气依然能穿过被子往脚底板钻。

几年后回了趟大围吃烧鹅，路过当时住的小区，想起夏天夜晚用毯子裹着脚睡觉的时候，有些想笑。

房间太小，放了高架床几乎没什么剩余的空间，于是我们的书桌和衣柜都堆在了客厅。

赶due的时候，客厅整个就是自习室；学累了，便聚在一张桌子上一起看《爸爸去哪儿》。

12月，考完试的夜晚，空气是清凉的薄荷味儿。

喊上室友在家楼下通宵开业的糖水店点上一份椰子海底椰和核桃露，再加个例牌肠粉和烧麦，这几乎算得上是真正的快乐了。

毕业后，我们四散东西。

室友们都回了内地，我找到了工作，留在了香港，重新找起了房子。

学传媒的人，工作的第一站不是观塘就是将军澳。

考虑到通勤、预算和居住条件，我把在香港的第二个住处安在了当时还是一片荒凉的康城。

康城的回南天

第二站：康城

那时的康城还不是现在的港漂买房圣地之一，除了峻滢和日出康城1、2期，其他地方都是空地。

地铁8-10分钟一班，整个康城只有一个惠康和一个万宁。

想外出吃饭最近的地方也要坐小巴去宝琳。

我在寄托上找到了室友，三个人租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700多尺，当时的售价只要400万。

我住次卧，房租4500，约等于月薪的三分之一。

虽然付房租的时候有点肉痛，虽然房间只能塞下一张宜家单人床和衣柜，但关上门也算是有了自己的一方空间。

房间的窗户很大，正对着山。

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天上棉花糖似的云在翠绿的树林中投下一片片阴影。

美中不足的是，康城的湿气太重了，而长实的房子隔音也太差了。

室友加班到半夜回家，开门关门走路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

一年后，房东要卖房子，刚好发小的室友即将退租，邀我同住。

于是我搬离了康城，搬去了红磡。

第三站：红磡

在红磡，我和另外三个姑娘住在海滨南岸，依然是三室的房子，其中一人要当厅长。

原本分配好了各自的空间，但一个姑娘突然改变了主意，不想住客厅。

于是我顶了上去，成了厅长，月租4000。

在香港，厅长的隐私完全取决于户型和室友的素质。

虽然当时房子的格局让客厅几乎毫无私密度可言，但幸运的是，室友都作息规律且会为他人着想。

更难得的是我们的作息几乎完全一致，因此虽是厅长，居住体验也还算愉快。

不过，在红磡没住多久，我就被公司派去了北京，不得已只能另找租客转租。

所有家具都留下，忙乱地收拾行囊向北方奔去。

第四站：香港大学

在北京的中途，我回了趟香港，住在西营盘的Airbnb里。

那是我第一次去西环。

彼时西港岛线通车没多久，西营盘环境清幽，人们步伐缓慢。

西环的香港和大围的香港、康城的香港、红磡的香港似乎是不一样的香港。

我立马爱上了西环，并下定决心等回到香港后，一定要搬到这里来住。

半年后，我回了香港，换了工作。

Relocation是个大工程，留给我找房子的时间不多，但因目标明确，我很快便确定了港大附近的一个住处。

单栋式住宅，两房，住三个人，作为后来者的我又成了厅长，月租5000。

还是一张宜家的单人床、一个衣柜，加上一个小书桌，便是我全部的大家什。

那时工作越来越忙，经常加班、出差，做厅长倒也有些好处：加班回家不打扰室友，还挺省钱。

好在这个房子的户型能给厅长极大的隐私，而室友们也是自律、友善的人。

闲暇时，大家一起做蛋糕、做牛轧糖。

我还有了个奇怪的新爱好：洗完衣服后，把衣服拎到楼下的自助洗衣店烘干。

结束了一天工作的夏夜，吃着冰棍坐在开着空调的洗衣店里，看着衣服被子床单一件件地烘得热乎乎香喷喷，真是令人愉悦。

好笑的是，这个房子建在一个斜坡上，虽然离地铁站不远，但要七弯八绕才能抵达。

刚搬过去，经常迷路，翻回当时发的朋友圈，赫然写着：

“搬到了港岛的山区，前后跑过三趟，每回都是出了地铁站就迷路。

后来发现家旁边有个天主教堂，现在就靠着神为我指引回家的方向。”

第五站：坚尼地城

在港大住了不到一年，我又搬家了。

第五站，坚尼地城，也是九年来我住得最久的一站。

发小在海滨南岸的房子退租了，我们一起搬到了石山路的一座楼龄40年的大厦里。

两房一厅，实用面积280尺，我又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月租6150。

这一次，除了床、衣柜、书桌，我们还添置了沙发、冰箱、小餐桌……

Housewarming那天，朋友们搬来了一台40寸电视。

终于，住的地方有了家的雏形。

我和发小在这个房子里住了两年，一起做饭、一起打扫，给彼此过生日。

到了秋天从老三阳买大闸蟹回来吃，窝在沙发里把《康熙王朝》完整地看了一遍。

Housewarming

加班的夜

两年后，发小去了美国，我把房子整租了下来。

然后把发小的房间改成了书房——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相对宽敞的书桌、能放不少书的书房。

40年的大厦，各种零部件少不了些小毛病。

电梯狭窄，楼道也有些昏暗；

房东审美奇特，房门刷成了蓝色，门框是绿色，还不让改；

12300港币的房租，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房子虽然有些旧，地理位置却是极好的，走到地铁站不过三五分钟，走到现在已成为网红打卡地的西环码头不过八九分钟。

说起来，坚尼地城没在小X书上火起来的时候，游人是极少的，海边是极清静的；

每逢中秋，许多local拖家带口在西环码头支着烧烤炉BBQ，也不知现在还能不能见到这样的景象。

我在这个房子里住了四年，恋爱、失恋、再恋爱，认识了现在的先生，养了两只猫。

200多尺的房子不够住了，于是我们搬去了另一条街上的、楼龄更新的、面积更大的两房。

我熬过了与香港的七年之痒，拿到了永居。

又过了一年，他说：结婚吧。

于是我们买了房子、结了婚，搬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家，与坚尼地城说再见，与漂泊的生活说再见。

从大围的上铺开始，到属于自己的家，九年来，香港从他乡变为故乡。

虽然最近这一两年，尤其是一些事情发生以后，许多朋友或出国、或回内地，陆陆续续离开了香港。

但我依然相信：面包会有的，三面下床会有的。

香港这座城市，是一个奋斗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