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的人口变化，如何影响你家的房价？｜人口普查结果解读

五年一次的澳大利亚人口普查（2021 Census），终于在上周公布了2021年的结果。

由于与上次2016年人口普查，中间隔着一个改变全球格局的新冠疫情，虽然澳大利亚基本延续此前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但本次人口普查中也出现了很多值得研究的变化。其中有三大变化很值得关注：

• 印度裔新增人口最多，但华裔总人口数量占比继续上升，成为澳洲第一大“少数民族”；

• 家庭规模逐渐变小，只有一个人的“单身户”数量不断增加；

• 千禧一代将取代婴儿潮一代，成为澳大利亚人口比例最高的年龄层；

这些变化势必在未来会对澳大利亚的社会走向和经济发展产生显著且长远的影响。

华人为第一大“少数民族”，

开始影响选举格局

移民数量在人口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是本次人口普查反映出的第一大特色。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有51.5%的澳大利亚居民出生在海外，或父母至少有一方是移民。这也意味着澳大利亚成为了移民占多数的国家。

也因为移民人口的迅猛增加，让澳大利亚在过去的50年里，人口规模翻了一番，从1971年的1200多万人，增长到2542多万人。

如果看过去5年，自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增加了100多万新居民，印度超过中国和新西兰，成为澳大利亚居民第三大出生地，约有22万出生在印度的人成为这里居民，仅次于澳大利亚本土和英国。

不过，总人口方面，澳大利亚的五大人口来源国分别是英格兰、澳大利亚、爱尔兰、苏格兰和中国。除本地人外，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均来自英伦三岛，因此,来自中国的移民可算是澳洲第一大“少数民族”。

此次统计中，华人比例占到总人口5.5%，相较2016年统计的5.2%更高。

而在一些城市地区，华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更高——在大悉尼都会区，华人比例高达10.6%；在大墨尔本都会区，华人比例也达到8.3%。

不仅如此，大约550万澳大利亚人（超过五分之一）在家里说英语以外的语言，自2016年以来增加了80万人。

其中，在家说普通话的人口占比最高，超过68.5万人，相较5年前的数据增加了8万多人。

而紧随其后的其他语言也无一例外均来自亚洲地区。

博满澳财首席投资官魏睿昊指出，这些数据都反映出，澳大利亚的亚洲化程度已经来越来越显著。

当然，疫情还是对移民的总人口数量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尤其是在疫情期间，离开澳大利亚的华人人数远超印度人。

造成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和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的边境管制都非常严厉；另一方面也由于澳中关系在近两三年中持续恶化。

但是华人总人口数量的增加，也在改变澳大利亚社会的政治格局。在5月结束的联邦大选中，由于自由党此前的“冷战思维”和一些高层官员的反华言论，失去了华裔选民的普遍支持，导致在多个华人占比较高的选区中败选。

比如维州最大的华人选区——Chisholm，工党候选人Carina Garland就从原自由党华人议员廖婵娥（Gladys Liu）手中“夺取”了议席。

Chisholm的工党联邦议员Carina Garland

与澳洲数学奥林匹克代表队合影，

其中有三位华裔选手来自她的选区

图/Carina Garland脸书

不仅如此，华裔澳洲公民人数的上升，也使得华人参政议政变得更加普遍。在悉尼、墨尔本等多地都涌现出了更多的华人议员，比如澳财曾访问过的工党新州Strathfield议员李逸仙（Jason Li）。

在经济方面，由于华人对房地产投资较为“衷情”，到底华人占比高的地区，房地不仅交易更为活跃，房价的起伏程度也较明显。

家庭规模变小，

宠物需求变高

如果说亚裔人口的增加是一种长期可以预见的趋势，那些家庭规模的减少可能会让有些人意外。毕竟，除了华人家庭外，人口规模占比越来越高的无论是印度裔家庭和中东裔家庭，往往家庭人数较多。

然而，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平均每户人数已从2.6人降至2.5人；0.1人的平均变化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实际相当于户数增加近20万。

造成这种现象的有以下几个原因：

• 结婚率下降：相较于1991年15岁以上人口的56.1%的结婚比例，而2021年降到了46.5%；

• 有孩子的家庭减少：自1996年以来，没有子女同住的家庭的比例从40.8%增加到47%，目前只有大约250万个家庭有15岁以下的孩子；

• 单亲家庭增加：有记录的单亲家庭首次超过100万户。

• 单人户数的增加：只有一个人的家庭数量从24.4%增加到25.6%。

家庭规模的变化，更多家庭户数的形成，成为了一个重要变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房地产市场一个令人费解的现状——在疫情期间离开的留学生和游客返澳的数量明明还没有完全恢复，移民还陷入停滞，一些地区的住房空置却已经下降至低位，房租又开始飙升。

刚刚过去的6月，全澳的住房空置率已经连续第四个月维持在1%的低位，悉尼市场的空置率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点1.4%，墨尔本也降至1.5%，布里斯班更是仅为0.6%。而在截至5月的12个月里，悉尼的租金上涨了17.5%，布里斯班上涨了18.6%，墨尔本上涨了14.8%。

单身户数的形成速度远超过一居室住宅的建成速度，表明中长期住房需求与建筑量有一定脱节。

人口普查显示，全澳有近1100万套私人住宅，较2016年增加了超过95.07万套，公寓占这一增量的近三分之一。但是，完全拥有住房的家庭比例已从1996年的41.6%降至2021年的31%。

单身户的增加还加速了另一个产业的发展，就是宠物用品。澳大利亚已经成为养宠物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2021年6月，全澳宠物总数约3400万只，超过了总人口数。其中，单身户养宠物的比例较高，也加速了宠物数量的增加，并相应刺激了宠物用品和服务产业。

千禧一代取代婴儿潮一代，

成为人口“霸主”

而澳大利亚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可能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单身户变得更多。”25岁至39岁的人口正超过婴儿潮一代，成为人口中占比最大的群体。

1981年至1995年出生的千禧一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从2011年的20.4%上升至去年的21.5%，约为540万。

婴儿潮一代（1946年至1965年出生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已从25.4%降至21.5%。虽然统计时，婴儿潮一代人口数量仍比千禧一代多出了5662人，但预期今年千禧一代人口就将反超。

另外，1996年至2010年间出生的Z世代人口则占全国总人口的18%，低于1966年到1980年出生的X一代，也意味着澳大利亚社会的老龄化程度恐怕要进一步加深。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方面也较多。

首先，截至到2021，所有1946年以后540万人口的出生婴儿潮一代都跨过了退休年龄线。他们上一代人在退休阶段的人数仅为250万人。他们的养老需求——住房、基础设施和老年护理服务都必须翻一番。

另外，随着千禧一代结婚生子，他们中很多人将从市区及附近公寓，逐渐搬往附近有学校的独立屋，此类房产的需求量将因此上升。

千禧一代受教育水平高，热爱旅行；婴儿潮一代完全退休，作为“最有钱的一代”，旅行和娱乐将成为其中很多人的重要消费支出。这可能会助力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复苏。

还有一点格外值得注意，就是由于大量婴儿潮一代在退休，但新增劳动力（Z一代）补充显然跟不上这一速度，一定程度加剧了疫情后的劳动力不足。

写在最后：

澳洲需要移民！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在发达国家仍属于较快水平，促进了人口总量增加。预期70年后的21世纪末，总人口将再翻一番，达到7500万，略高于现在英国的人口数。

2017年至2021年期间，超过100万居民抵达澳大利亚，在新冠疫情导致国际边境关闭之前，每五人中就有四人定居。

本次人口普查数据也显示出，移民人口继续不断重塑着澳大利亚的社会面貌：

人口更为多元化，宗教信仰也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也是为何澳大利亚没有形成美国、欧洲大规模反对移民的极端民粹主义；老龄化程度在发达国家中较低，主要也是依靠移民增加年轻劳动力。

目前，澳大利亚是一个中等规模的高收入国家，人口的增长将带来更多人口红利，有助于赋予澳大利亚更大的经济影响力。

然而，目前澳洲政府对于移民的态度仍不够明朗，在全球人才争夺战中，澳大利亚正在丧失优势，执政党应该形成一个更积极、具有连贯性的人口政策，吸引更多移民，确保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符合预期，为未来的经济增长累积足够的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