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年男人在相亲角谈论爱情（视频/组图）

“脑子是不是瓦特了”

第一次去相亲角读诗的时候，不到半个小时，曹再飞就落荒而逃。

在上海人民公园读诗 ©曹再飞

那是2019年4月的一个周末，在上海著名的相亲圣地人民公园，他站在一个20厘米高的白色小板凳上，大声朗读艾略特的《荒原》。背后是为子女寻找相亲对象的大爷大妈们，眼前是穿梭不断的游人，热闹得如同集市，他的声音淹没在嘈杂的人声里，但依然能感觉别人奇异的目光在自己身上停留。他紧张得后背出了汗，读完第五个章节后，迅速抄起小板凳跑了。

但在接下来几年里的大部分周末，他几乎都会出现在这里。他住在上海的郊区，坐地铁到市中心的人民公园要一个小时，每次他都拎着小板凳，背着几本爱情诗集，为了不让自己读诗的声音像第一次似的被人声淹没，他购置了一个小蜜蜂扩音器，别在腰上，确保20米之内的人都能听见他在读什么。

一个胡子拉碴、衣着朴素的中年男人在这里深情朗读爱情诗，会得到一些几乎称得上不意外的反馈。有一次，当他念完泰戈尔的几首情诗后，一位帮孩子相亲的大妈认真地询问，这个人“脑子是不是瓦特了”？

 在上海人民公园朗读《荒原》 ©曹再飞

放在平时，48岁的曹再飞不算是一个多么特立独行的人，他是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老师，给学生讲授西方美术史和艺术理论，在朋友眼中，这是一个温和到有点内向的人，“常常迁就、妥协，不与人相争。”他的锋芒大都体现在其作品里，在相亲角读爱情诗正是他的一件行为艺术作品。

读诗之前，曹再飞有一次因为办事经过人民公园，所有上海人都知道这处著名景点，但身临其境时，他才感觉到巨大而真实的震撼。那天天气很好，相亲的人也异常多，甚至造成公园道路的堵塞，他粗略估计了一下，可能看到了好几万个相亲广告，“你想想那个场景，在一个公园里，几万个广告，满地满眼都是”。“出摊”的大都是老人，他们守着一把伞，伞上挂着塑封过的广告，写着孩子的自身和择偶条件，曹再飞仔细看过内容，“条件都很好，收入比我都高（笑），有很多海归，本科在那个地方算学历低的。”也许正因如此，老人们也都待价而沽，他观察他们之间矜持的攀谈和试探，“有点像是一个市场，你有多少本钱，我有多少本钱，我们衡量一下本钱对不对等，然后我们再谈。”

©曹再飞 

那些漫天漫地的小广告拼凑成了时代的爱情图景，曹再飞站在其中，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的感觉，“好像每个人都很自然的，好像这是非常正常的。”他突然萌生了去那里读“温柔的、柔软的、美好的”爱情诗的想法，“在人群嘈杂的这种市场化的婚姻交易，我给你读美好的爱情诗，其实很日常，但也有点荒诞，好像有点不真实，可是又是这么真实。其实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事情，都携带这个特征。”

抵近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识别并描绘出其中的一丝荒诞，是曹再飞一直以来的理念。他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油画系，画了十多年油画。他喜欢描绘日常，又总爱在细枝末节里，戳破日常的平静。他画过一幅《云端的旅行者》，那本来是德国画家弗里德里希的名画，一个男子站在山巅，背对着人群，凝望远处的云海，他画了两个戴口罩的美术馆的工作人员，他们正试图将这幅名画倒挂在墙上，曹再飞想用画作的颠倒来表达疫情以来整个世界的颠倒。

曹再飞油画作品 ©曹再飞

他想描绘那些看上去合理的，但同时又带着无法言说的危机感的画面，“题材大都是人们熟知的雕像、名画和日常事物，用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改变了它们原有的含义，形成了我自己的语法。”    

他的作品透露出一种淡淡的、温和的讽刺，但他又是憨厚的，并不显示出过于尖锐的刺，在相亲角，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默默的朗读者。他很少跟围观的大爷大妈们攀谈，即使聊天，也不触及彼此对爱情的看法，“我不干扰他们，也不去说理，说理这个东西你说不过他们，而且没有意义，我就只在那里读爱情诗。”       

即使如此，依然会常常遇到麻烦。曾有公园的执勤人员来找他，说有人投诉他扰民，他解释说，读诗是一件美好的文化公益，对方说，那你小声点儿，然后离开了。还有一次，公园的保安来问他们是不是在读圣经，他说不是，解释了这些诗集是出自正规出版社，保安也走了。

曹再飞打印的爱情诗©曹再飞

他曾效仿相亲小广告打印了54首爱情诗，摆在小板凳的前面，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别人都以为那是相亲广告，后来被维持市容的人发现了，对方表示不能摆这个。

“这个怎么能摆地上呢？”对方问他。

“别人不都摆地上吗？”他说。

“人家那是征婚广告，你这是什么？”

“我这是爱情诗。”

“你这个不行。”

对方想要没收这些诗，曹再飞好说歹说才讨了回来，他诚恳地表示以后不会再摆了。

“爱情是一种理想”

相亲角的大爷大妈们对曹在飞的理解除了“神经病”之外还有一种：这是一种推陈出新的相亲方式吗？他答不是，他已婚，且有娃。

我问他是否遇到过他所倡导的那种、超越物质条件的纯粹爱情，他沉默了几秒钟，之后轻轻地说，“因为没有这种美好的体验，是人生的缺憾，所以爱情才是一种理想。”

诗歌是对这一理想的完美表达。在相亲角读诗的时候，站在那个小板凳上，他有时候会读得很忘我，声音变得缓而轻，爱情诗大都情感浓烈，有一次读完舒婷的《致橡树》，他抬头发现有不少路人在静静地听。也有让人啼笑皆非的场面，一次有一位路过的大爷，上身赤裸、拎着外卖，肩上搭着一条毛巾，在他面前停下来，表情严肃地听完一首诗，什么话也没说走了。有时候工作日去，一个人都没有，他也照样朗读。

曹再飞记得自己最开始接触诗歌是在199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最流行的诗人是海子，他还读过当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墨西哥诗人帕斯的《太阳石》。但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他忙着读书、画画、工作，是这次相亲角的行为艺术才让他重新捡起了诗歌。

在2022年，上海疫情期间，他被封控了三个月，诗歌成为他浇灭心中块垒的方法。他家阳台朝南，有一个小公园，可以看到绿色的树，有很多鸟在叫，他就站在那里每天读一首诗，读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读海子的《亚洲铜》，

亚洲铜 亚洲铜爱怀疑和飞翔的是鸟 淹没一切的是海水你的主人却是青草 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

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

也会有读到情不自禁、潸然泪下的时刻，他说：“那时候靠读诗来安抚自己。”后来，他把这些读诗的视频发到网上，拥有了一些每天等着读诗的观众，有人给他留言：“听一首诗，觉得心情也好了很多。”“有很多人觉得每天能看到还有人在读诗，他可能也看到一点希望。”他说。

封控期间在家读诗©曹再飞

也是在那一段时间，他读到帕斯的早年访谈，里面有一段回答很触动他，记者问他：“诗歌的用途是什么？哪里是诗人理想的天地？”帕斯说：“理想的地方是，在那里实用性不再是社会的最高价值，而想象力-欲望则是基本价值之一。诗歌的用途就是让我们想起那些无用的事物最大的用途，性爱的激情，自由，欣赏，对权势说不的能力。我们称之为情感世界的一切，包括最黑的，都是诗歌的原材料，当然也少不了欢乐，生存的欢乐……诗歌的用途在于赞扬那种从表面上看来没用但却是人类本质的东西。”

他告诉我，生命里很多的低落时刻，都是被艺术和诗歌拯救的，他想这也是为什么他自己一直还在画画，还在做艺术作品的原因。他并不是艺术市场上的明星，我问他画卖得怎么样，他很不好意思地说：“不太好。”前两年市场比较火热的时候，他一年能卖二十来幅画，但今年只卖了两幅。当他知道我看了他发在公众号上的画时，很郑重地说了两次“谢谢。”

封控前，他带了十几张油画布回家，算着画完应该差不多解封了。有一幅画里，他画了一个男人，坐对桌上两颗长毛的土豆，内心挣扎，到底要不要吃掉，最后愁秃了头。他画到家里的画布和画框都用完，还没有解封。于是他开始在家里的锅碗瓢盆上作画，在铲子上画一朵白云，在平底锅上画蓝蓝的天空，在菜板和盘子上画葱葱绿树。在封控的第89天里，解封前一天，他画完了家中最后一块菜板。

在锅碗瓢盆上作画©曹再飞

那个关于爱情的问题，他无法回答，但当描述自己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时，听上去就像是他的爱情，“艺术家比的是才华、见地和语言技能，我想这些我都不具备，只是因为喜欢、不舍，所以才一直坚持，像是爱上了一个无形的女人，纠缠中无非是煎熬和欢喜。当然自己也并非一无是处，因为真的喜欢就拥有了伦理学意义上的真诚、坚定和爱，有了爱便会在无望中寻找希望，终究艺术是人类的某种内在的盼望。”

“让我来读一首吧”

疫情之后再去相亲角，曹再飞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

一座城市在停滞之后重启，这个最热闹的地方人少了很多，稀稀落落的。当然也有好消息，这里大爷大妈们仿佛终于接纳了他，当然这种接纳也很有限，来得多了，不过是从“神经病啊”变成了“你又来了”。但无论如何，他和他们变成了可以打个招呼的关系，“他们对我没有敌意了。”

保安也不再干扰他，默认了他是这里的“合法”存在。不过有一次，因为疫情防控，他还是被赶走了。这次行为艺术原定在苏州有一个展览，也因为疫情原因取消了。

在这里读了近两年的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变化吗？好像也寥寥。“艺术在现实面前往往是无力的，读爱情诗也改变不了那里的环境，但曾经有人在那里读过一年的爱情诗，为冰冷的世界注入过爱情（就够了）。”

但曹再飞喜欢上了读诗这个事情，那成了他行为艺术最主要的表达方式，在相亲角之后，他又尝试在其他的地方读诗，有一次在上海沪太公路上一路狂走读完一本艾略特的《空心人》，读到浑身是汗嗓音沙哑。朋友的墓地、合肥一所空荡荡的监狱旧址，他甚至还去过一间酒吧读诗。那是受一位朋友的邀请，酒吧里本来很嘈杂，音乐突然变得和缓，客人们很惊异，曹再飞在酒吧里唯一的一束光下读了北岛的《白日梦》《爱情故事》和《波兰来客》，还是踩着那个小板凳，他想表达的是：“声色犬马、醉生梦死的那种环境，可能也需要真情和片刻的安宁吧。”

在马路上奔走读诗©曹再飞

但无论在哪里读，他所得到的，大都是惊异的目光，仿佛他是一个很怪异的存在，“你就感觉到诗歌好像没有安身之处，它是被抛弃的一个弃儿，一个流浪的弃儿，无处藏身。”

在文学评论学者刘康凯看来，那几乎是诗歌命运的必然。他觉得曹在飞在相亲角一直带着的板凳就像一个隐喻，“板凳立足于大地又高于大地，把诗歌托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在一个危机的时代，诗歌不应耽于凌空舞蹈，它还有责任在略高于大地的位置上把大地上的生命引领向上，但这个行为似乎注定是一种失败，因为诗的社会功能看起来如此弱小，它有什么能力去改变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

但曹再飞还是想把读诗这件事做下去，在相亲角读诗时，有时候念完一首动人的爱情诗，会有围观的人鼓掌，他觉得很开心，很受鼓舞。在那么多人、那么多公开场合读诗，他觉得自己也变得勇敢了许多，不再是那个被别人注视就会出一身汗的人了。

那么大声地读了多首诗，也许并非徒然无功。他记得有一位姓陈的老先生，看上去文质彬彬，给自己的女儿找对象，在相亲角呆了很久，常常看曹再飞读诗。在曹在飞读了很久的诗之后，那位老先生走了上去，“小伙子，让我来读一首吧。”他站在了那个小板凳上，读了一首普希金的诗，曹再飞不记得他读的是哪一首了，他只记得老先生专注的表情。

读完之后，老先生和他拥抱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