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疫情中的乡村：退烧药匮乏，但重症率较低？（组图）

2022年12月7日，“新十条”发布，疫情全面放开后，各地都在承受新冠疫情规模爆发后的考验。短短一周时间，疫情海啸已经奔赴至医疗条件贫瘠的广大乡村。当医疗资源发达的大城市陷入医疗挤兑时，乡村很多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可能陷入更复杂的困境。

凤凰网《风暴眼》通过实地走访、电话访谈，调研河北保定，河南商丘市、济源市，陕西榆林，广东，广西，安徽等多地乡村卫生所和县城医院时发现，病毒奥密克戎的家族传播迅速，最快3天，会从疫情风暴中心奔袭300公里，传至偏远的乡村。

一个不易察觉的现象是，在当地，最先感染病毒的并非老人，而是一些40多岁的男性——他们年富力强，接触人群广泛，譬如给密接人群做核酸检测的医生，需要四处奔走的养殖户，种植大片蔬菜瓜果的承包人——然后才慢慢传至老人和幼儿。

疫情风暴袭来时，村民们以家庭为单位，集体陷入发热的狂潮。“热病”爆发早期，从乡村诊所、镇卫生院到县城医院组成的三层医疗网络，显得有些慌乱。但它们很快调整策略，已经逐渐恢复秩序。

但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按照病毒的传播规律，感染高峰后，还会迎来一波重症患者高峰，首当其冲的便是有基础疾病的高龄老人。伴随着春节的大返乡潮，高龄老人们在阖家团圆时，难以避免地会与奥密可戎家族短兵相接。

那么，一个重要命题接踵而至，在后疫情时代，地方医疗体系如何协作，帮助高龄老人安全渡过凛冬。

乡村医疗机构药品补给不足

封控政策放开后，疫情的风暴，通常起自人口密度较高的大都市，然后以其为原点，最快3天，最慢半个月，会迅速蔓延至最偏远的乡村。

以人口超过千万的郑州为例，从10月中旬新冠感染苗头上涨，到11月富士康30万工人大逃离，郑州已经成为河南疫情的重灾区，河南各县严阵以待。12月的“新十条”公布后一周，各县的封控政策相继松闸，新冠病毒也以罕见的传染力，从郑州往东，途经商丘市区，渗透到最东边的县城和乡村。

商丘市永城下面的某村村医张华感受最深，他所在的镇有3万人口，但常住人口不过1万多。12月13日，当地疫情松动后两天，他还去村里给密接人群做核酸，但第二天，12月16日，他感觉身体有点异样，一测体温37度多，吃点退烧药，没大碍就继续出诊了。

他如常打开诊所大门后发现，热病患者太多了。涌进来看病的村民，是往常的数倍，病人症状都极其相似：发烧，头疼。一周后，12月22日，发烧的病人达到高峰，他一天接诊高达50、60人，已是往常的7倍。

幸亏13日，他在医药公司进了100瓶布洛芬。他并非对疫情放开有精准的预感，而是出于经验的判断。因为每年冬天，本地都要爆发一场流感，他通常都会提前购买一批退烧药备用，没想到，3天后，疫情快速蔓延，库存药派上了大用场。

不过，16日后，附近的村民们涌进诊所，一人三盒、五盒的，买光了药。当天，当他想再在医药公司的线上平台买药，发现已经完全买不到了。平台显示，药已售罄。从布洛芬类的西药，到小柴胡类的中成药等都缺货。随后，他天天登录平台，“缺货”的状态一直未变。

最后，他只从商丘某医药公司抢到两瓶清热解毒的ABC片。“ABC片和安乃近，这种药是成人用药，和布洛芬相比，对病人要求有限制，一些有相关疾病的人是禁用的。”张华告诉凤凰网《风暴眼》。

“这个病情会流行多久？会有几波感染潮？”张华如盲人摸象，看不清前路，只能想办法解决眼下缺药困境。

几乎同步，病毒从郑州往西，途径洛阳，也迅速蔓延到河南最西北的山区——济源市下辖的某村。12月中旬，村上感染人数开始迅速爬坡。该村卫生所医生廖文平，陷入缺药的窘境。

卫生所订购药品有自己的节奏，鲜有人捕捉到疫情会放开而提前备货。廖文平11月底在九州通医药公司组建药品订购的微信群里买了10瓶布洛芬后，再也没买到任何药品。廖文平一次会买10瓶布洛芬，每瓶100片，等消耗到只剩两瓶时，再在群里报备，然后医药公司根据报备数量发货，药品第二天就能到达卫生所。

但12月10日，当他的库存只剩下2瓶布洛芬时，他在微信群里报备，缺少四种常见的退烧药：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扑热息痛和美林时，却迟迟未收到任何回应。更夸张的是，他不仅买不到上述四种退烧药，就连常见的连花清瘟、板蓝根、感冒颗粒等中成药，也买不到了。

微信购药群里50多人，都是镇上49家卫生所的医生。所有的卫生所面临的情况相似，均买不到退烧药。廖文平根据人头测算，布洛芬，一人一天6片，至少吃两天，村里900人至少需要5000多片，但库存里不到200片，供需完全失衡。他担心，退烧药用完了，补给跟不上时，这个被群山包围的村庄该怎么办。

药荒的困境几乎是全国性的。率先在12月10日病毒达峰的河北保定，尽管已经走出阵痛的阴影，开始慢慢恢复原来的生活，但退烧药紧缺的情况仍然存在。12月25日，凤凰网《风暴眼》走访河北满城区多家诊所和药房发现，退烧药大都匮乏。

河北某县城药店

多位诊所医生表示，目前的库存基本是替代药物，比如小柴胡颗粒、尼美舒利，即使偶有布洛芬，价格也比平时贵了一两倍。为了保证更多人群用药，医生只能将退烧药拆分销售，按“片”来卖，一片一元钱。

不过，凤凰网《风暴眼》接触的三家县城二甲医院，退烧药还基本上能够保障供给。只是疫情高峰时，医院在给病人开药时，开始“吝啬”起来，不再按盒开药，开始数片开方。

如果大城市、县城居民还能从医院买点退烧药的话，那么农村，很多地方都遭遇药荒。随之而来的是原来已经被淘汰的、副作用大的药物，譬如安乃近，重新出现在乡村药店。甚至各种根本没有退热效果的中成药也成为村民们慌不择路之下的选择。

面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实，一些民间组织试图在药品捐助与求助老人之间搭建快速通道。坚果兄弟医疗救助等人自12月14日发起“农村退烧救助行动”，截至目前，已收集登记2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地区缺药求助信息，涉及上万名留守老人。

不过，药荒的问题，在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林明贵看来，很快会得到缓解。他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国家正在组织药厂加班加点地生产，现在产能高，都是100片一瓶，一家发几片，退烧药紧缺状况很快就会改善。药品短缺，实际上源自大众的恐慌心理。一旦大众对疾病有了认识后，恐慌心理可能会消除，药品短缺现象也会得到缓解。

输液病人在诊所外摆长龙

退烧药普遍缺少的情况下，安徽、河南、山东等地遭遇疫情爆发高峰时，一种新的景观出现。从诊所到小医院，几乎人满为患。诊所如集市拥挤，高烧中的病人们摩肩接踵，输液架林立，诊所里坐不下，病人甚至主动跑到户外空地，或者自家三轮车里输液。

凤凰网《风暴眼》了解到，输液成为上述地方诊所应对发烧的主流方式。而当地村民在长期用药不规范的环境下，早已养成习惯，一旦持续发高烧，为了尽快退烧，常常要求输液或者打针。

河南商丘夏邑县的梁高民，40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12月13日，当地疫情放开，他出去和朋友吃了顿饭，第二天下午，开始出现症状，烧到38度，立即去县医院排队挂号。但是人太多了，决定回家自愈。但晚上，高烧又起，临时托人情，央求到一家小医院无需排队。开车前往医院，排上号，医院人太多，他自己拉着输液架躲在车里，输了两瓶盐水。

河南永城的一个5个月大的婴儿，因为一度高烧到40度，家人担心孩子烧坏，也会倾向为其选择输液。河北某村的孕妇，感染新冠后，因为担心病情恶化，也跑到诊所里输液。

“我们已经形成习惯，如果感冒发高烧，为了好得快，就会想输液，心里踏实。”梁高民解释。

河南商丘村医张华，面对涌现的发烧病人，也多以静脉输液治疗。他的诊所位于村主干道的一侧，三间开阔的门面房，在疫情爆发时显得格外拥挤。很多病人，干脆直接拉着输液的移动支架到门口停放的三轮车边，躲进车里输液。尽管三轮车上的挡风罩体围得严严实实，但凛冬的寒风依然能找到缝隙钻进来。

在抖音平台，农村输液视频随处可见。病人们在空旷地上，坐成一排输液，好奇的村民们，坐在对面或者站在旁边，与病人聊天。现场的热闹，倒像是开一场别开生面的群众会议。

针对农村大量的输液现象，林明贵告诉凤凰网《风暴眼》，感染新冠的普通患者，没有必要输液，完全可以居家治疗。输液不仅不会增加疗效、缩短病情，反而增加了治疗场所的需求和医务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村医廖文平也极力反对给新冠感染的病人输液。他解释道，输液中大多添加抗生素，不仅对病毒没用，而且极易产生药物依赖。输液用药量大，本来可能要几次使用的量，它一次注入，对身体损伤极大。“每一次输液相当于一次小手术”。

早在2014年8月，安徽省卫计委为规范医疗行为，曾开列53种无需输液的常见疾病清单。清单里就包括病毒性感冒。通常情况下，只有由细菌引起的感染，用敏感的抗生素才会有效。而像感冒、腮腺炎等都是由病毒引起的，使用抗生素起不到效果。

林明贵还担心，输液过程中产生的过敏反应。尤其是卫生条件得不到保障的乡村医疗机构，病人一旦出现过敏反应，譬如寒战、高烧或休克，若处理不及时，会有生命危险。

这并非危言耸听。根据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统计的数据，我国每年因为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高达39万人。而2021年发生的不良反应中，有近6成发生于静脉输液过程。

“能口服就不注射，能注射就不输液”的用药原则在大医院达成共识，而之所以在基层医疗机构盛行，还受输液产业利益所制。

凤凰网《风暴眼》了解到，如果病人高烧，通常至少输两天液，每输一次，需要2-3瓶盐水。背后的收入几乎是开药的5-6倍。

除了输液消费端的利益驱使，产能巨头们也能收获丰硕。多家巨头公司年报披露，其输液产品毛利率高达60%-70%。其中石四药集团静脉输液营收从2010年到2019年，增长了将近6倍。科伦药业2019年输液产品销售出45.17亿袋/瓶，营收更是突破100亿元大关。虽然疫情影响下，医疗机构、诊所业务受到干扰，但去年仍能创收80亿元。

部分乡村医生，尽管知道输液的危害，但受利益驱使，也乐见其成。这也导致我国输液消费量仍然居高不下。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大输液消费量预估仍有105亿瓶(袋)，相当于人均7-8瓶。这一数据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国际上2.5-3.3的平均水平。

尽管国家曾发出限输令，试图抑制滥用输液的形势，但医疗条件简陋的乡村，似乎成了监管的盲区。

乡村的重症患者较少？

“防重症”虽然已经成为后疫情时代的共识，但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是，在凤凰网《风暴眼》与河南多地、河北、安徽、广东等地10余名村民、村医和志愿者访谈时，大部分人表示没听说过身边有重症患者。

“农村的重症患者比例低，是完全有可能的。”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林明贵分析，一方面，农村老人多习惯田间劳作，体质未必比城市老人差；另一方面，农村地势开阔，人口密度低，空气流通快，不利于病毒的传播。

但一个无法忽略的现实是，即使农村老人感染上新冠病毒后，因为症状酷似感冒，很可能并不会得到家属重视，只能在家卧养。河北保定李家佐村的村民林风，最近参加过两次葬礼，逝者是他的远方亲戚，均患有基础疾病，如脑血栓、小脑萎缩，卧床多年、生活已经不能自理。

但是据林风了解，两位老人病情加重时，都未送到医院接受治疗。

卧床已久的老人，在乡村逝去，并不易引人关注。在张华的多日接诊中，他只听说一个身患癌症的病人感染后，正在家服用药物退烧。与癌症带来的恐惧和绝望相比，发烧或许只是死亡之神施于的小小挑战。

相比城市里拥有退休金、较好医疗条件的老人，乡村老人的晚年生活一直是个凄凉的话题。虽然缺乏权威数据来说明农村人均寿命普遍低于城市水平，但是一些研究材料和许多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会对此深信不疑。

肉眼可见的是，一个村庄里，能活到80岁以上的老人真是凤毛麟角。

农村历经死亡的自然遴选后，身患重疾、尚健在的高龄老人更是少之又少。而这些老人感染新冠后，才极有可能导向重症。2022年初，香港被疫情吞噬，嗣后出现大量死亡病例。根据2022年3月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卫生署公布的新冠数据，香港已经发生6748例死亡病例，其中96%的死者年龄超过60岁，89%的死者患有基础病，死者年龄中位数是86岁。

不过，乡村重症患者比例低，还可能因为第一波感染潮在乡村尚未大规模覆盖。

河南商丘村医张华，服务8个自然村，12月23日，第一波新冠感染达峰后，他的诊所日接诊人次下降到20。张华估计，他们村60岁以上的老人有300-400人，而老人的感染率尚不到一半。

广西北海市石康镇，下辖3个社区和23个自然村，常住人口约2万人。凤凰网《风暴眼》访谈时，当地疫情刚露出苗头。

不容置疑的是，我国农村已是名副其实的“老龄化社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出版的《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1》中，明确指出农村地区的老龄化水平超过全国。在农村，全体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了20.04%，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了13.82%，完全达到了“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村医张华担心，在乡村，很多老人足不出户，尚可躲避感染机会。但双节期间，人口流动加速，可能会打破老人独守环境的平衡。这些老人会不会因为人口聚集感染上新冠，触发新的危机？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元旦、春节的人潮高峰，12月1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加强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地方，根据疫情状况、病情轻重、缓急程度等匹配相适应的医药保障和健康服务资源，突出重点人群管理，有序疏导诊疗需求，开展分类分层分级医疗卫生健康服务，最大程度保护农村居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乡—镇—县三层卫生服务机构覆盖下，林明贵告诉凤凰网《风暴眼》，“最关键的是，基层机构的医生如何判别有可能走向重症的患者，果断向上级医疗转诊。”

他认为，有三个简单判断标准。“第一，病人体温是不是持续高烧，是否2、3天还在烧、高烧不退；第二，病人呼吸是否急迫，有没有增快；第三，病人意识是否清醒，是否原本还清醒，忽然开始说胡话。如果发生以上三种情况，基层医疗机构应该及时转诊，以免耽误病情。”

而为应对可能爆发的重症患者危机，12月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提到，12月底前要完成三级医疗机构重症资源的扩容和改造。要求三级医院综合ICU要达到床位总数4%，综合ICU和可转换ICU能够达到医院床位总数的8%。两天后，国家卫健委发布《依托县域医共体提升农村地区新冠肺炎医疗保障能力工作方案》，进一步提出农村医疗保障细节要求，如医院1张ICU床位配备1名医生和2.5-3名护士，每班次8-12小时；在常规配置医护人员的基础上，增加20-30%医护人员做为后备力量。

重庆大足区、山东曹县、河南登封等地医院纷纷紧急加大呼吸机、监护仪等医疗设备的采购，四川绵阳市安州区人民医院发热门诊留观病区也改建为新冠肺炎患者重症病区，紧急采购医疗设备。

双节将至，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窗口期逐渐收缩，加速扩充资源的县级医疗机构，能否经受疫情的一波波冲击？在新冠病毒触发的合并感染的风险中，如何为老人筑起安全的堡垒？这都成为当前100万家基层医疗机构面临的棘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