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宣告“中国模式”来了？ （组图）

北京时间2月7日，习近平在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延续二十大报告，对于如何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表讲话。

在讲话中，习近平重申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特色（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并直言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提到「现代化」，很多中国人都不会陌生。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大门的中国，就不断在「刺激—反应」模式下艰难寻求着现代化。从洋务运动的器物现代化，到戊戌变法的制度现代化，再到五四运动从文化上寻找病根，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充满战争与混乱的历史，也是一部探寻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历史。

日前，《香港01》记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以下为访谈第一篇。

香港01：二十大前，您发表了长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中华文明的建构》，里面谈到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历的西方的冲击与反应，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以及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在二十大习近平所做报告中，特别谈到了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及两个结合，可以说与您这篇文章聚焦和讨论的问题很吻合。基于您此前的思考，再结合二十大报告的论述，您怎么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很多人对「中国特色」耳熟能详，这一次现代化用的是「中国式」，它与「中国特色」有什么不同？

姚洋：你提到的那篇文章的内容我就不再重复，不过结合你的问题，我们可以大致梳理一下中国自1860年以来的现代化历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VCG）

1860年到1894年，我们搞师夷长技以制夷，强调中体西用，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具体感受到了西方的冲击，但当时不承认西方的冲击是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的，我们还是觉得制度和文化没有问题，只是技不如人而已。但是当1894年甲午战争输得一败涂地，虽然中国当时的海军仍然是亚洲最强大的，但却被日本这样的「学生」打败了。

受甲午战争的冲击，人们开始思索，可能不单单是技不如人，而是制度也出问题了，对制度的思考一直在酝酿，直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虽然最后变法失败了，但事实上变革的脚步没有停止。到1911年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制度变了，但人们看到的是军阀混战，外敌环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又开始寻求制度变革之外的文化革命，这样就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整个西方世界弥漫着一股悲观的情绪，觉得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俄国革命给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在落后的国家进行激进革命，不仅可以成功，而且可以一揽子解决整个国家所有的问题，这就是早期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

这样的思潮，对当时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造成很大冲击，他们作为那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开始引进马克思主义，这样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是西风东渐的产物，是中国吸收西方冲击的产物。这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自己要中国化的原因所在，因为作为西风东渐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必然要重新回归中国，且是更高层次上的回归，并对受西方冲击的传统结构进行重新校正。

所以基于这样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将核心任务锁定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十大报告也重复了这一点——「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有了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回归中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二十大报告里面也有提到，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也就是说国家的制度要契合民众的基本心理结构。

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新华社）

至于你提到的二十大报告中所阐释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何不是「中国特色」，按照我的理解，表层原因是因为已经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叫「中国特色现代化」，有点重复。

深层的含义是当年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假设已经有了一个正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即苏联社会主义，所以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正统而言的，具体的特色在于，取消一大二公，在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要改革等等。

而「中国式现代化」意在强调不再有所谓的正统的现代化路径，中国要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是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比较深刻的含义。

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到底有哪些特点？二十大报告总结了五大特点，我在一年前的文章里面也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不过结合二十大报告，我想再多补充一点，那就是中华文明在过去两千多年时间里所经历的第一次文化冲击，那篇长文里虽然有提及，但并没有展开来谈。

我们知道，李鸿章在19世纪末就说，中国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见他是看的很清楚的，因为很快中国就进入了结束帝制后的新的历史周期。但其实在这一次三千年未有大变局之前，中华文明已经有过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那就是佛教的传入。

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有限，但中华文化花了一千多年才完成对佛教的吸收，最终禅宗成为中国的主流佛教宗派，而理学通过吸收佛教个人觉悟的修行方法改造了传统儒家学说，最后到王阳明完全吸收，这在事实上推动了中国思想的大解放。

换言之，人的思想的解放或者说世俗化，中国是先于西方完成的，我们要敢于提出这一点。我说的世俗化，指的是人终于开始脱离上帝和「天」而存在，西方哲学和宗教很强调上帝，中国也历来说「命由天定」。

但到了王阳明，他在龙场悟道时「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虽然并没有引起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没有产生西方式的启蒙运动，但在思想上实现了完全的世俗化，没有上帝了，没有「天」了，我自己就是道德的主体，这是我们吸收佛教的一个伟大成就。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怎么完成对西方冲击的吸收。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矛盾和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到这一点。从前一次吸收来看，肯定是要以我为主，将西方文明装在中华文明的筐里，最后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就像对于佛教的吸收，现在说到佛教，特别是说到禅宗，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来自于印度，禅宗已经成了中国的本土宗教。哪一天西方的这些东西都成了我们本土的东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才算完成。

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以中国为主，不能以西方为主，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层面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但今天变成了一个更加急迫的问题，所以二十大报告也再次明确强调了「两个结合」。从这个维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才是应有的高度。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做报告。（央视网截图）

香港01：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外界在解读时习惯将其看做是中国模式的另一种表达。比如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有意把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并重融合，面向未来，向西方宣告新的「中国模式」来了。我们知道，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由来已久，中国学界也有不少学者在竭力呼吁，比如张维为。

但中国官方层面似乎一直以来在避免套用这一概念，十九大报告用的「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而且强调中国不会将自己的方案强加于别国，而只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您怎么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中国模式」？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模式」来了？

姚洋：中国模式需要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一个是总结过去，一个是面向未来，我觉得目前谈中国模式，还是偏向于总结过去，而面向未来，中国模式仍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为目前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按照十三大对于初级阶段的定义，我们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初级阶段。但按照官方的论断，目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也就意味着，理论还没有定型，实践没有定型，中国社会主义也没有定型，我们还需要一个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

这个理论我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够建立起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也许要等到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或者要等到2049年实现了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才能说我们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稳定模式，到那个时候，肯定要把「特色」两个字去掉，其实就是要跟中国式现代化一样，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中国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态，而且事实证明，不存在所谓的正统的社会主义，我们曾经以为的正统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中国也不想重蹈覆辙，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所以现在谈所谓的中国模式，我觉得还为时过早，更恰当的说法还是中国道路。中国在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并不断探索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