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中国医保改革个人账户“缩水”，多地老年人抗议（组图）

虽然公众对这些变化的反对还没有达到去年11月下旬反对新冠“清零”的示威活动的规模（政府已在去年12月初取消了大规模核酸检测和封控的严格政策），但它们凸显了许多中国人的幻灭感。经济快速增长时向老年人承诺的福利正变得越来越不可靠。

“个人账户就是我们自己的钱，”现年59岁的陈广遥（音）上周说，他是武汉一家国企的退休职工。他没有参加2月15日和16日抗议活动，但他说，他和那些参加抗议的人一样愤怒。

“你不能通过医改，你不能想着这个心思上，把人家钱拿了，绝对不行，侵占了人民的利益，”正在一个公园里练习萨克斯的陈广遥停下来说道。

为节省医保费用，各地政府采取的做法略有不同。武汉当局正试图通过把更多医疗机构和药店纳入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结算范围，来减轻个人账户大幅削减带来的冲击。

对医保改革的愤怒凸显出中国地方政府普遍存在财政紧缩的状况。在执行北京下达的政策时（比如“清零”政策），地方政府往往是承担代价的一方。

除了在疫情期间承担“清零”的额外代价外，地方政府还面临着人数迅速增长的退休人员越来越多的医保需求。然而，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已经萎缩，因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房地产市场震荡，导致房地产开发商减少了购买公共土地。

一些公务员和教师被拖欠工资或减薪。与地方政府有关联的实体已出现拖欠还贷或试图重组债务的情况，这可能会迫使银行和其他贷款方蒙受损失。

但是，医保的变化让人们有了非常切身的感受。

中国14亿人口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没有医保个人账户，包括农民、农民工和其他从事低收入职业的人以及儿童，这些人必须依赖被称为居民保险的最基本保障。

在中国，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拥有医保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其中包括许多国企的在职员工和退休员工，以及民营企业薪酬较高的员工和退休人员。公务员只占人口的很小一部分，除了医院保险和医保个人账户外，他们还有补充保险，罗格斯大学研究中国医保制度的政治学副教授黄宪（音）说。

不属于公务员队伍的个人账户持有者，也就是现在正在发起抗议的群体“不是最有特权的群体，但仍是特权群体”，黄宪说。

疫情期间，中央政府允许很多企业减少对员工医保统筹基金的缴款，这个强制性缴纳的健康保险基金是用来支付住院费用的。在企业减少缴纳保险基金的同时，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住院费用的增加。

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发生在武汉并非偶然。

2020年1月，武汉的医院对新冠疫情第一波数以千计的感染者进行了医学隔离和治疗，这种做法虽然成功地消除了感染，但成本极其高昂。中央政府随后宣布将在三年内对住院保险进行全面改革。

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让这项工作变得复杂。中国现在每天出生的人口比20世纪80年代后期下降了近三分之二。工作年龄的人口越来越少，他们要为越来越多需要更多医疗服务的退休人员贡献医保基金。

中国各地的城市现在正在削减从统筹基金转入退休人员个人医保账户的金额。武汉将转入个人账户的金额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步子迈得尤其大。

地方政府也在引入或提高起付线。武汉退休人员的医保起付线是每年500元，在职人员的医保起付线是每年700元。

中国城市退休人员的平均年收入约为4万元，不包括个人存款。农村退休人员的生活费要低得多。

社会政策专家对医保制度的变化持谨慎欢迎的态度。

“经过多年拖延后，政府需要改革一个极度分散和不平等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的医保为武汉抗议者这样的人提供相对较好的福利，为农民或没有正式职业的人提供的福利非常少，”密歇根大学研究中国劳工和社会问题的教授高敏(Mary Gallagher)说。

医保困难只是中国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一个更大问题的冰山一角。

养老金也由地方政府负责，政府机构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也曾允许许多雇主减少缴纳养老金。

“医保问题是第一章，”邢自强说。“退休的人越来越多时，养老金是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