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起诉前国家领导人是法治的胜利吗（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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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总统特朗普遭联邦刑事指控，对美国来说前所未有，但在全球范围内已相当普遍。在过去的20年里，几十个国家对前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提起过公诉。

虽然特朗普的盟友一再表示此类指控——他还于3月因另一项州指控被纽约州起诉——是“香蕉共和国”的做法，但其中一些案例发生在通常被列为世界上最自由、民主和富有的国家。

仅仅在过去的15年里，法国的萨科齐和希拉克，韩国的朴槿惠和李明博，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都因腐败被起诉并被判有罪。受刑事指控的名单还包括阿根廷、巴西、巴基斯坦、秘鲁、南非和台湾的前民选领导人。

80年代，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被定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目前正因腐败指控接受审判。

前总统特朗普，摄于3月。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美国不愿指控其前领导人，这一点直到近年才改变。 DESIREE RIOS/THE NEW YORK TIMES

“前总统或总理被起诉始终都是一件大事，但在大多数民主国家，有理有据地指控他们犯有严重罪行是很正常的，”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史蒂文·莱维茨基说，他曾就数十个国家的民主过渡撰写文章。他说，美国是个例外，它不愿指控其前领导人。

“政治制度必须予以处理，”他还说。“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另一个选择要更糟糕，即表示有些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曾三度担任总理的贝卢斯科尼多次被公诉，并被判犯有税务欺诈罪。 GIANNI CIPRIAN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公诉可以反映法治的强健，即使是有权势的人也不能凌驾于法庭之上，并且可以被追究责任。但这些起诉也可能表明法治薄弱，即法律体系很容易被当成对付政敌的武器。

“很多人会立即假设这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且要说服他们这是合法的、非政治性的起诉，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华盛顿外交关系委员会兼任高级研究员、曾在乔治·W·布什政府中主管法务的约翰·B·贝林杰三世说。

政治学家说，在一个政治高度两极化和党派化的国家，这种反应可能会更加严重。如果被告的政治盟友愿意静待法律程序给出结果，而不是直接为被指控的领导人辩护，那么检控偏误的说法通常不会获得多少关注。

意大利政治学家纳塔莉·托奇给那些怀着良好动机考虑此类诉讼的检察官泼了冷水：“我不认为你能把这事办好。”

这与不建议起诉是有区别的。

“如果你认为法律上讲存在犯罪并且你必须推进，你就去做，”托奇说。“但这种事永远有司法和政治两个层面，人们应该尽量将它们分开，但那是不可能的。”

历史上的威权领导人向来会镇压他们的对手，连表面上的程序正义都无需太顾忌。但近年来，数十个这样的政府转而利用法院，用预先决定了的判决去公开谴责被赶下台的对手，并恐吓其他人就范。

3月，特朗普的支持者在他的佛罗里达州马阿拉歌庄园外。特朗普多年来将自己描绘成一个被失控且政治化的制度迫害的受害者，以此团结自己的支持者。 JOSH RITCH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检察官的工作在民主国家是最为棘手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公众舆论更重要，并且对公正司法至少有一定的期望。法律的公正适用可能被描绘成政治报复，反之亦然，给检察官决定是否进行诉讼增加了压力。

曾三度担任总理的贝卢斯科尼多次被公诉，被判犯有税务欺诈罪，其他有罪判决通过上诉被推翻，还有一些指控是通过修改法律逃脱的。

自始至终，他都像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一样，花了数年时间将自己描绘成一个被失控且政治化的制度迫害的受害者，利用这一说法来团结他的支持者，在一个接一个的丑闻中幸存下来。

托奇说，这些情况结合起来会严重损害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心——被告的支持者认为司法系统名不正言不顺，而领导人的反对者则认为它不起作用。

“如果判决无罪，就可以证明司法系统发挥了作用，”她说，“但人们会声称这一切都是无中生有，是出于政治目的。”

然而，她还说，“考虑到贝卢斯科尼的案例，我仍然会说这样做是正确的，即使没有改变什么，即使这延长了他的政治生命。”

法律专家指出了大量的道德灰色地带。指控可能是围绕着真正的犯罪，但仍然可以具有政治动机或值得被怀疑。

巴西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被判洗钱和腐败罪名成立，但该国最高法院在2021年因法官的偏见而驳回了这些指控，此前有消息称这位法官与检察官进行了大量不正当的私下沟通，与他们就策略进行磋商。卢拉在19个月后出狱，去年再次竞选总统并获胜。

2月，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在白宫。在面临腐败指控并服刑19个月后，他在政治上卷土重来。 SARAH SILBIG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另一个不明朗的领域涉及被广泛采用且不受惩罚的腐败形式。

前法国外交部官员、历史学家贾斯汀·瓦伊斯表示，卢拉“违反了一些规则和原则，但所有人都是这么做的，有的甚至更加恶劣”，这使他成为一些人所说的出于政治动机的针对性起诉的目标。

他还说，希拉克没有受制于“法律体系的武器化”，而是栽在操守准则的转变上。希拉克在卸任法国总统后被定罪，是因为他在几十年前担任巴黎市长时为政治盟友设立了虚假官职。

“希拉克所做的一些事情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瓦伊斯说。

贝林格说，为确保公平——或表面上的公平——检察官和法官一样，应该“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他还说，他们自己应该“尽可能地”去政治化。

他承认，当官员们不断被指责有偏见，以及当他们由民选公职人员任命或他们自己就是通过民选上任时，很难让公众相信他们的公正性。

但他和其他专家表示，即使面临如此艰巨的挑战，司法系统也应该敢于推进针对政治领导人的合理案件。

“人在被捕的时候总是会对司法程序发起肆意的攻击，这很常见，”莱维茨基说。“但如果你抢了一家银行，我逮捕了你，你威胁要向法院扔手榴弹，那么错不在我因为你抢劫银行而逮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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