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住房危机日益严峻，年轻人买房难上加难（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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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关于住房危机的讨论火药味十足。

很多时候，对住房危机的讨论让年轻的澳大利亚人与婴儿潮一代人形成对立，这让后者备受指责，反过来又让人们彼此倾听真心话变得极其困难。

这种情况是否导致政策瘫痪？

我怀疑，有可能是这样，因为政府要是受到各年龄段大批选民的无情压力，他们更有可能想要解决问题。

因此，正如最近研究表明的那样，我们需要认识到解决住房问题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住房危机对有房的人影响越来越大

近年来，专家们为澳大利亚住房和城市研究所（Australian Housing and Urban Research Institute，AHURI）发表了许多关于这个话题的报告。

他们说，澳大利亚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问题。

他们表示，旧有的战后住房政策契约在几十年前就被抛弃了。澳大利亚政府在1940年代、1950年代和1960年代通过创建让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可以负担的住房措施，在拥有全职就业和工资正常增长的劳动力市场的保障下，创造了民众普遍拥有住房的“澳洲梦”。

他们说，旧有的一套政策已经被另一体系所取代，现行的住房体系给已入市的业主（以及房主的子女）特别待遇，而将渴望购房的那些人抛在后面，望尘莫及。

专家解释了政策变化是怎样导致年轻的澳大利亚人仅仅通过努力工作就能买房的做法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他们表示，年轻的澳大利亚人已经了解到这种情况。

20年来，30岁人群的住房自有率一直在下降，从1950年代末的65%降至1980年代出生人群的大约45%。

一些研究人员表示，面对快速上涨的房价、不稳定的现代工作合同、停滞不前的工资率以及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年轻澳大利亚人努力存钱的预算策略如今“越来越无足轻重”。 

他们表示，年轻人面临的大量问题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当时，霍克（Hawke）与基廷（Keating）先后执政的工党政府发起了对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法规和工资设定机构的重大改革，导致了全职铁饭碗工作的“规范”消失。

“然而，老一代人经历了相对有保证的就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了储蓄额，从而让住房抵押贷款有安全保障，但这种情况现在正成为例外，而不是常态，”研究人员最近说。

“许多年轻人，甚至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有好工作和高收入的人，发现自己对住房所有权望洋兴叹，”其他人说。

这也是目前房屋所有者看到的情况。

生活打乱 财务计划也乱了

按照这些专家的说法，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从帮助民众拥有住房变为保障已拥有大量资产的澳大利亚人的房产所有权，之后年轻人拥有自己住房的可能性要实现变得更加依赖于父母。

这就是说，拥有住房的父母们愈加打乱了年轻人自己的生活计划和财务计划。

“过去30年来，澳大利亚住房市场的特点是房价系统性上涨，有时还会快速上涨，因此，对积攒首付存款的要求越来越有挑战性，这让父母的支持帮助越来越重要，”研究人员说。

父母们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些有能力负担的父母把更多的钱交给子女，与其他父母展开’军备竞赛‘，好帮助他们的孩子进入房市。

“我们知道，在2010年，大约12%的首次置业者从爸妈银行获得援助，”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的青年社会学家（youth sociologist）朱莉娅·库克（Julia Cook）上个月对澳大利亚全国电台（ABC RN）的播客节目《金钱》（The Money）表示。

研究人员称，越来越多自己有房的父母也不得不以其他方式提供帮助支持。

他们表示，年轻人在家里住的时间比过去的几代人更长，回家的次数也更多，在家住的时候要么不用交房租，要么不用交生活费，高收入的年轻人也包括在内。

正如数字显示，这种策略对年轻人来说在财务方面意义明显，但也打乱了父母的生活计划。

“与租房比，与父母同住的时间越长，转而拥有自住房的可能性就越大。与父母同住的时间每多一年，拥有自住房的可能性就会增加40%左右，”研究人员说。

民众的退休计划怎么办？

其他一些研究人员注意到，对于那些已经设法拥有住房的人来说，数额更多的住房抵押贷款债务导致越来越多的老年劳动者推迟退休。

随之而来的还有自身的金融风险。

“越来越多的45岁以上的澳大利亚人在晚年背负着抵押贷款债务并推迟退休，受负面生活冲击的风险更高时，越来越多的人就要工作，”研究人员发现。

“例如，严重健康状况不佳是威胁到职业生涯的一种危险，在晚年生活中风险更高。婚姻破裂和裁员带来的冲击也算是程度更高的风险，因为在以后的生活中更难从这种冲击中恢复过来。”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吗？

这些都引出了一个问题：这让我们快乐吗？

一些研究人员指出，几十年来的趋势改变了澳大利亚的政治，将住宅的业主和投资者变成了强大的政治选区。

“这些选民用脚投票，支持那些承诺继续推行通过财产所有权促进财富积累的政策设置（特别是税收激励，如负扣税和家庭住房资本所得税豁免）的政党。”

“事实上，资产经济的崛起是与投票模式的转变同时发生的。《2019年澳大利亚选举研究》（The 2019 Australian Election Study ）观察到一种‘从基于职业的投票转向基于资产的投票’的趋势，”他们说。

从长远来看，政策制定者认为这对国家有好处吗？

考虑到联邦议会中有房者的数量众多，多到不成比例，这可能是个错误的问题。

但是看看政坛之外的情况。

上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和斯坎伦基金会研究所（Scanlon Foundation Research Institute）开展的一项重要研究发现，今年澳大利亚的社会凝聚力下降到自2007年（16年前）开始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项对7500多人的研究发现，近一半的参与者（48%）认为经济问题是澳大利亚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其次是住房负担能力问题和住房短缺（14%）问题。

“自2011年首次提出这些问题以来，这妥妥的是谈到这些问题的人数最多的一次，”首席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的詹姆斯·安东内尔（James O'Donnell）博士说。

这是我们想看到的澳大利亚的样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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