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3孩1.7万牛奶金后，全年生活费仍欠63万！华妇入禀控夫不守诺（组图）

贫穷真的限制了想像。

当有人为两餐温饱顶风冒雪去食物赒济库排队领食物时，来自中国的张女士入禀法庭控告丈夫，指丈夫不守诺言，没有一年给她100万加元，让她和孩子可以在加拿大过舒适的生活。

她口中的舒适生活包括了专职司机、住家保姆、另她三名亲生子女的学费、补习费、活动费等7项开支每年32万加元；每年与子女乘坐商务舱旅行三、四次的13.5万元。

每年她能赚取的收入只约10万，另2022年，她收到3名子女的“牛奶金”1.7万元，因丈夫未兑现承诺，导致她定居温哥华后一直面临巨大财政压力。而她说，丈夫的年收入却是2762万加元。

案件审下来，法官判她丈夫要负责3名孩子每年那7项开支中的83.7％，即26.78万元，其他由张女士本人负责。

由于法庭判处了她丈夫每年要支付孩子的学费和活动费，变相成了她的收入，这就可能导致她的3名孩子再拿不到“牛奶金”、或“牛奶金”大幅减少。

约3个月前，张女士（Nina Zhang）向卑诗最高法院提出诉讼，要求丈夫陈先生（Wei Chen），根据双方在2016年的协议，提供每年100万元的赡养费，维持她及三名子女在加拿大的舒适生活。

张女士今年42岁，陈先生52岁。两人2008年9月在中国结婚并育有三名子女，目前年龄分别为12岁、10岁、及8岁。

陈此前有过一次婚姻，与前妻生的女儿正在安省读大学。张婚前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风琴教师，于上海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据陈所述，张家不算富裕，婚前几乎没有什么资产。而张则指陈拥有多家公司股份，资产达到7000万元至9000万元，年收入2762万，说的都是加币。而她在温哥华的年收入只有不到10万元加币。

两人大约在2019或2020年开始分居，双方对具体时间有不同说法，但均承认，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已经不在同一城市居住，关系也相当紧张。张指责陈家暴且不忠，陈则说张涉嫌绑架儿童及骚扰。

法官注意到，张在2015年3月带同孩子们离开上海居所搬到杭州，并于2015年于中国展开离婚诉讼。不过该诉讼在2016年停止，张、陈并在当年6月达成协议。陈同意支付每年100万元作为子女及配偶的生活费。

2018年，张带同自己所生三名子女及丈夫前妻所生、时年20岁的长女到温哥华定居。据张指，之所以同意搬来温哥华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陈承诺将提供足够的金钱以维持母子们舒适的生活。但她又说，陈从未兑现承诺，导致其自从定居温哥华就一直面临巨大财政压力。

至于什么是舒适的生活？法庭文件显示，在张及其子女于2018年抵达温哥华前一年，陈以840万元买下一栋物业作为其主要居所，首付420万。

陈的账单中还包括价值50万的家具、三座价值8万元的钢琴、6万元Tiffany钻石项链及3万元戒指等。长女就读大学，每月需要5000元上学支出，及5000元食宿费。

卑诗最高法院12月14日就张、陈二人诉讼做出判决，公开的文件中披露张与三名子女在温哥华每月生活花费为5.3万。

在温哥华的三名年幼子女都入读本地知名私校Collingwood School，每年学费共7.93万元，配备一名专职司机、住家保姆。课外活动及补习班接近20个，除中文、数学、逻辑、法文、英文、写作班、科学班外，还要学习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绘画、合唱团、管弦乐团、桌球，并接受网球、游泳等各类训练。计算与三名子女相关共7项主要开支，每年花费约32万。

另外，张及孩子“每年旅行三、四次，总是乘坐商务舱，花费约13.5万。”每月生活费大约为5.3万元。按年计63.6万元。

与此相对照的，是张提交给法庭的个人收入文件。2021年税单显示其年收入为13.2万元，主要来自投资回报及名下物业出租收入。2022年的收入则为6.65万，包括投资收入1.12万，租金收入5.5万元。另外，她还得到政府牛奶金1.756万元。

根据加拿大税务局CRA的指引，若子女在加国出生，家长或监护人可随出生注册一同申请，否则则要在满足条件后通过网上或邮寄申请，需填写表格RC66。申请人不一定需要具有公民或PR身份，持有学签或工签者，只要在加国住满18个月即可。

牛奶金金额根据申请人的家庭净收入计算，每年7月重新衡定。按照孩子数量及年龄划分，6岁以下每年最高7437元；6至17岁每年最高6275元。此外，卑诗省则会在联邦福利金的基础上额外提供补贴BC Family Benefit，三孩家庭每月最高312.5元。

张2022年收到的1.756万元牛奶金应该是根据个人年收入申报所得。个人收入是加拿大政府计算各种福利金的基础，与申请人名下资产，银行存款，或生活水准高低无关。

为了证明陈先生有能力负担生活开销，张女士在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指，由她担任行政总裁的上海盛昌管道服务工程公司（Shanghai Shengchang Pipeline Support Engineering Co. Ltd.），拥有若干其他公司或陈先生运营公司的实体的股份。另外，陈先生在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持股的多家公司拥有重大利益。

陈先生未否认上述说法，但指出其财富中绝大部分是在与张女士认识之前取得的，多数名下资产放在公司实体或家族信托中。他并强调当初与张结识时，张女士及其父母几乎没有资产。

法庭文件显示，张在2022年收到政府儿童福利金即俗称的“牛奶金”共1.756万。

法庭文件援引公开信息，列出陈先生持有股份的9家公司，称以加元计算资产总价值约为940万元。在张女士提出诉讼后3个月内，陈先生准备了股份转让协议，将上述公司股份及其他约3家公司股份转让给其母。但完成以上转让之后，陈先生承认，其剩余资产仍然在7000万至9000万加元之间。

不过，陈先生表示，新冠疫情重创中国建筑行业及其所涉及的生意，尽管他拥有上述公司的股权，但除了两三个外，其余要么是空壳公司，要么停止运营。与其他中国私营企业一样，在此期间没有产生重大利润，有些更是亏损。

之前他每年的支出大概是76.4万，其中包括30万美元20年期人寿保险。现在他的嫂子替他支付这笔钱。在这种情况下他目前的年支出降至大约每年45.2万，当中占比比较高的部分是为长女支付的学费及生活费用，总共每月1万元。刨除以上花费，他目前每年的个人支出是10万元，而年收入则为每年15.6万元。

对此，张女士未否认新冠疫情对陈先生的生意产生了负面影响，但认为即便如此，按照常理推断，陈的收入也没有可能一下子缩水至只剩下每年15万多加元。而根据两人在2016年达成的协议，陈先生同意分割61处在中国的房产，这些房产当时属于陈先生、其控制的公司、或其亲属控制的公司名下。

张还揭发陈未将以现金购买的5辆名车上报法庭，每辆车价值在5万至37万元之间。陈先生否认这些车属于自己，却承认曾经付款买下它们，再计入他人名下。比如，当年其长女获卑诗大学录取后，他曾经花费6万元购入一辆Lexus私家车作为礼物。

申请加拿大政府发给牛奶金，看的是个人收入而非资产，申请人不一定具有加拿大身份。

卑诗最高法院法官在看过双方的陈述后，于12月14日的判决中认为，陈先生现时的年收入应该是100万加元，而非他所说的15.6万加元。张女士虽表示作为全职母亲无法工作，但聘用了住家保姆应可令她有时间从事音乐补习等工作赚取收入。

法官最终接受两人年收入分别为，张20万，陈100万，判陈先生应该负担与三名子女相关之7项主要开支32万元中的83.7％，即每年约26.78万。

据此，支付给配偶或子女的赡养费，在加拿大被视为收款方的收入，而牛奶金的多寡是按父母的收入计算，家庭年入息若低于34,863的话，才可以领取每名小孩全年最高额的6275元“牛奶金”，高于此数的，就逐步递减。张女士的丈夫要按法庭判处决，每年要付26.78万元给张女士，这会被视为张女士的收入，而收入增加了，她3名孩子领的“牛奶金”就可能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