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刚辞去中央委员仍是“同志”，澳学者：为什么秦刚受到的处罚比李尚福轻（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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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中国官媒新华社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本身并未列出改革的各项细节，但提到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该文件公布后会列出更详细的改革事项。

值得一提的是，公报提到，“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在10年前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并未设定时间节点。

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笛认为，公报释放了习近平连任四届的信号。其内容称，要“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还提出2029年完成本轮改革目标。那么意味着习近平将在2029年，也就是他的第四个任期内领导改革。

“公报只是会议的总结，改革细节可能会在几天后的另一份文件中披露。”经济学人智库高级分析师徐天辰向BBC中文表示，尽管如此，会议结果符合其预期，即三中全会是现有政策调整的延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将走向不同的政策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公报最后提及，“全会决定，接受秦刚同志辞职申请，免去秦刚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

中共对这位前外交部长依然保留了“同志”的称谓，并未像之前的两位国防部长一样开除党籍，也并未透露他所涉及的政治或经济问题，以及他辞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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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刚问题

相比之下，对与秦刚差不多时间被撤职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等人，公报中的表述则更为严重——“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开除党籍的处分。”

去年7月，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免去秦刚的外交部部长职务，由他的前任王毅重新接任。秦刚当时仅上任七个月，这被视为是中国多年来最大的政坛意外事件之一。

现年57岁的秦刚曾是中国半世纪以来最年轻的外交部长，并被视为习近平一手提拔的政治新星，但之后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短命”的外长。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秦刚

今年2月，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宣布秦刚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当时外界同样关注并未使用像针对其他“落马”官员时所惯用的“罢免”一词，而是称其主动“辞去”职务。

此后，秦刚只剩下中共中央委员的身份，直到本次三中全会，一直未被开除党籍。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Dali L. Yang）对于2月时秦刚“辞去”人大代表职务，曾向BBC中文表示，当局允许秦刚自行请辞表明，无论他可能涉及到什么错误，都或许不会“上升到被视为犯罪的程度”。

“因此，他不会锒铛入狱，而且很可能被允许保留中共党员身份。根据他违规的具体情况，他甚至可能在被降职后被赋予一些角色。”杨大利分析说。

为什么秦刚受到的处罚比李尚福轻？

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笛表示，撇开各种传言不谈，客观地讲，秦刚的晋升速度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在三个月内连升两级（从副部长到副国级）。这一安排即使没有中国领导人的积极干预，也只有在中国领导人的允许下才能实现。 也就是说，秦和习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捆绑在一起的——没有办法在让领导人不出丑的情况下让秦出丑。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让秦刚更体面地退出，即‘主动辞职’。”宋文笛认为，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晋升虽快，但并不特别。提拔李尚福的决定可以归咎于他的前任、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他已经被清洗了）。当一个人和他的政治靠山已经倒台时，踢他一脚就容易多了。

新口号？

习近平在2012年11月成为中共总书记，2013年3月的“两会”上当选国家主席，一个月后就宣布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

按照中共之后公布的文件内容推算，他当时已“亲自”担任决议起草小组组长（此前未有），200多天后，推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广为传播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口号，据中共官媒报道称，为中国领导人亲自拍板。当时一度被认为这是中国将进一步实现经济自由化的标志。

上述2万字的文件在之后的10年中主导了中国的改革进程。但随后中国政府对互联网、房地产、教育培训、金融等行业强力监管和干预，尤其是房地产和教育培训行业，前者造成多家房企垮台和“烂尾楼”，后者造成教培行业的集体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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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房地产市场的动荡称为近年来最困扰中国居民的经济问题之一。

十多年后的今日，在备受关注的经济改革领域，本次三中全会提出，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同时，也在强调监管——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此外全会还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但并没有看到堪比十年前（“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口号。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Bert Hofman）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相比之下，十年前（“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这一次（“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至少从公报上来看，力度有所减弱。

郝福满认为，往好的方面看，“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支持国有经济、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国有经济）写进了公报。 此外，财政、金融、土地、社会保障制度、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创新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也被写入公报，但细节不多。 如果没有更多细节，将很难评估这些改革是否能在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的最后期限之前真正实现。

徐天辰认为需要强调的是，“创新和有效管理的市场”是此次三中全会的两大关键词。

他进一步解释称，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创新和提高生产力几乎毫无意外地成为优先事项中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将有一种“中国式”的改革，不是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而是通过围绕创新或强制采用国内技术而设定的关键绩效指标。

“虽然公报大谈市场，但其措辞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并无太大出入。因此，我们认为任何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都将是有分寸的，并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徐天辰表示仍然对财政改革抱有很高的期望，尽管公报对这一话题的表述非常简短。

公报在列举几个改革领域时，将财税、金融称为“重点领域”，后文又再次提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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