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自由资本主义”助长法西斯主义崛起（视频/组图）

你会如何定义“良好社会”？

在这个充满危机的历史时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向所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的新书《通往自由之路：经济学与良好社会》（The Road to Freedom: Economics and the Good Society》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我写这本书的最终目的是要了解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最有可能提高大多数公民的自由，包括通过适当地划定自由的正确界限、构建正确的规则和法规以及做出正确的妥协，”他写道。

“我提供的答案与一个多世纪以来保守派的观点背道而驰。”

“它不是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极简主义国家，甚至也不是新自由主义所设想的高度紧缩的国家。

“相反，答案应该是复兴的欧洲社会民主或新的美国进步资本主义——这是一个21世纪版本的社会民主，或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福利国家，”他写道。

如果你还没有听说过斯蒂格利茨教授，那么可以这样介绍他：他是“1%”概念的开创者。

该概念指的是，近几十年来处于美国最顶尖位置的1%的人群（更准确地说，是0.1%的人群）积累起海量财富和权力，并业已危及美国政治体制的现代现象。

十三年前的2011年，他解释了财富不平等的严重增长若不加以控制，将如何不断自我反哺，并进一步加剧政治中的不平等和分裂。

次年，即2012年，他出版了《不平等的代价：当今分裂的社会如何危及我们的未来》一举成为畅销书，该书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发出了警告。

“随着我们的经济体系被大多数公民视为失败，随着我们的政治体系似乎被金钱利益所俘虏，人们对我们的民主和市场经济的信心将伴随着我们的全球影响力而削弱，”他警告说。

“随着现实告诉我们，我们不再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家，甚至我们长期以来所信奉的法治和司法制度也受到损害，甚至我们的国家认同感也可能受到威胁。”

今天，他在新书中重返这一主题，但角度有所不同。

以这个多危机时代一些社会所面临的极端社会、政治和环境问题为出发点，他的思考深入美国公民（以及其他国家的公民）如何能在未来几十年扭转财富不平等的破坏性增长，重建一个更美好、更健康的社会。

“在我有生之年，对民主和自由的挑战和攻击从未如此巨大，”他警告说。

你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能不知道答案，但当我们抱怨某项新政策、税收设置、住房、医疗和教育系统或人口增长速度时，我们其实往往在进行政治哲学思考。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认为某项政策不好，我们就一定有一个更好的政策想法（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把它与我们心中的某个理想进行比较。

例如，你对拥有枪支有什么看法？

是否应该允许澳大利亚人像美国人那样获得枪支？

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在很大程度上透露你对“良好社会”的理解。

你认为如果农村到处都是枪支，澳大利亚人会更自由、更幸福吗？我们的学校会更安全吗？我们的政治会改善吗？

这就是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本书中提出的问题。

他花了大量时间谈论大多数人蓬勃发展所必需的前提条件——经济自由。

他谈到了一个人拥有的“机会集”的重要性，即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在其可支配的资源条件下，他可以做出的一系列选择以及机会集如何决定了其行动自由，以及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可以为一个人提供自由令其发挥潜力。

“勉强生存的人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他说。

“他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赚取足够的钱，以支付日用品、住房和上班的交通费用......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为低收入者被剥夺自由或自由减少做些什么。

“生活在最贫穷国家的人们强调经济权利、医疗保健权、住房权、受教育权和免于饥饿的权利，这并不奇怪。

“他们担心的失去自由不仅是来自某个压迫性政府，还有来自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失去自由，因为这些制度使大部分人口陷入贫困，”他写道。

他提醒我们，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最终是不可分割的。

“当你把经济自由理解为行动自由时，它就会立即重构许多围绕经济政策和自由的核心问题，”他说。

我们被告知的谎言？

为此，他在书中用了很大篇幅来论证我们为什么被“新自由主义”灌输了谎言。

他说，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项目让美国和其他国家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失去了自由，因为它摧毁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并严重威胁到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同时让超级富豪赚得更加盆满钵满，并破坏了民主体制。

“20世纪最后25年在大西洋两岸发展起来的制度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他写道。

“‘自由’在这里是指不受政府干预，包括通过法规干预。而‘新’则意味着其中有新的东西。

“真正的新东西是新自由主义的把戏，它声称新自由主义废除了各种规则，但其实它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强加有利于银行和富人的新规则。

“例如，所谓放松对银行的管制，就是让政府暂时不插手，从而让银行家们自己获得回报。但随后，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政府占据了舞台中心，用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提供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救助资金。银行家们以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获利。以美元计算，我们其他人付出的代价超过了银行的收益。

“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可以被称为‘伪资本主义’，在这种伪资本主义中，损失被社会化，收益被私有化。”

他的书名明确引用了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教授是战后新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

他撰写《通往奴役之路》的目的是警告人们，在他看来，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政府越来越愿意干预市场体系，为大众规划或指导一些经济活动，这对自由构成了威胁。

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让世界摆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影响，凯恩斯的政策处方激励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政府在战后推行“充分就业”政策（巧合的是，这些政策支撑了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所谓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

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哈耶克教授和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内的其他新自由主义者所推崇的“自由”概念将我们引向了另一条错误的道路。

“他们大谈‘自由市场’，似乎强加规章制度就会导致‘不自由的市场’，”他写道。

“他们把私人企业——即私人拥有的公司——重新贴上‘自由企业’的标签，似乎给它们这个称谓就会赋予它们某种崇高的地位，暗示它们不应被触碰，它们的自由不应被剥夺，即使他们对人们和地球进行剥削。

"[而且]右翼人士声称，政府通过税收不必要地限制了自由，限制了富人的预算，从而......减少了他们的行动自由。

“即使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只是部分正确，因为由这些税收资助的支出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例如对基础设施和技术的投资，可能会以更有意义的方式扩大他们的机会集（他们的自由），”他写道。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保护并维护自由”的战争

斯蒂格利茨教授出生于1943年。他今年81岁。

他认识书中写到的一些人，并亲眼目睹了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市场转向”。

过去40年里，他目睹了市场转向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影响。

不难想象，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自由”愿景的支持者们会在他的书中发现很多问题，无论是从历史分析还是政策建议方面。

但斯蒂格利茨教授没有退缩。

“不受约束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可持续的民主背道而驰，”他下结论说。

“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声称，过于庞大的国家正在为我们丧失自由铺平道路。

“今天，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以及许多右翼人士所倡导的自由和不受约束的市场显然让我们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走上了因科技进步而变得愈加糟糕的21世纪版专制主义，一种奥威尔式的专制主义，监控成为了时代的主流，真理被权力所牺牲。”

他说，归根结底，我们必须开始利用经济体系为更多人提供有意义的自由，这意味着利用政府的力量让民众更容易获得资源，从而扩大民众的“机会集”，改善他们的经济和政治自由。

斯蒂格利茨教授警告说：“我们正处于一场保护并维护自由的全球性的思想和政治战争之中。

“民主政体和自由社会能否提供公民想要和关心的东西，能否比专制政权做得更好？

“这场争夺人心的战斗无处不在。我坚信，民主和自由社会能够比专制制度更有效地满足公民的需求。然而，在几个关键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我们的自由社会正在失败。

“但是——这一点很重要——这些失败并非不可避免，因为其部分原因是在于右翼分子对自由的错误理解带领我们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还有其他道路可以提供更多他们想要的商品和服务，更多他们想要的安全，同时也为更多人提供更多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