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城乡冷热不均”，失业率高冲击消费能力（组图）

中国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涨幅衰退，显示通货紧缩仍在持续，但城乡消费却呈现“城市冷、乡村热”的逆势现象。经济学者分析，一线城市如上海的零售支出增幅远低于西藏等乡镇，原因与青年劳动力集中在城市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密切相关。城市消费降级与返乡趋势明显，而乡镇则因刚需消费和人口增加带动消费增长。

资料照：中国电子商务平台京东北京总部的“双十一”网上零售盛会的展台。（2023年11月11日）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2月9日发布的数据，1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0.2%、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年减2.5%。其中CPI涨幅连续三个月衰退且创下近五个月以来新低。然而，乡镇的消费总额同比增速比城市强劲。根据11月15日国家统计局释出的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今年1-10月城镇增长3.4%，乡村增长4.4%。

从31个省份今年前三季度来看，西藏、河南、湖南、山东、江西和湖北六省份同比增速超过5%；而四个直辖市中，除了重庆增速3.8%，其他直辖市均为负数，其中上海-3.4%、北京-1.6%。

消费市场城市偏冷、乡镇偏暖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凌认为，“城市冷、乡村热”消费趋势的原因之一是统计基准点的城乡差异。由于直辖市或富裕城市原先是引领中国高端消费的核心，一旦高层次消费降级，整体消费零售总额也会下降；而欠发达地区以基本消费为主，多是必要开支。以西藏为例，消费偏低端水平，在经济下行时仍能维持原来消费模式。

他表示，第二原因则是中国青年失业困境，过去聚集在发达地区工作的年轻人，是高端产品的购买群体，在面临失业后失去以往的消费能力，有的人返乡或移居到消费水准较低的地方，也促进了落后地区消费的增长。

史鹤凌告诉美国之音：“直辖市的整个消费、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会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实际上是转移到了原来欠发达的地区，那么这个转移不是一对一的转移，而是一个朝低端消费转移的一个过程。”

相对于青年消费调节空间大，史鹤凌表示中国老年人口收入及消费都倾向稳定，既有退休工资，消费需求又相对刚性，以生活必需品为主，较少消费高端商品。

此外，房价下跌也会抑制消费，史鹤凌以房地产“财富效应”说明，当房价高涨时，会促进房地产所有者购买高端产品，带动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反之则会消费降级，抑制整体社会消费及经济增长。

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臣表示，就产业分布而言，银行业、公家机关多在城市，受薪阶级聚集，经济下滑时会率先反映在城市消费趋势，而乡镇大多农牧一级产业，较不受景气影响，符合中国的产业特征。

王国臣对美国之音说：“中产阶级也面临到裁员减薪，那包含了金融业，连公务人员也在裁员减薪，那更别说支撑中国大陆经济最主要的房地产，所以整个中产阶级在萎缩，到现在的话是没有能力消费。”

再加上房地产是城市最主要资产，当房价持续下跌，将牵动金融、修建设计产业、家具家电等后续消费。更严重者，若劳工减薪仍要负担高额房贷，也会压缩家庭财富和消费能力。

但中国过去倾向追捧高价奢侈品消费，随着经济趋缓，中国消费型态也正在走向“正常化”。王国臣形容：“消费不会这么像暴发户，变成正常消费模式。”

上海消费增速跌至末段班？

在31个省份的消费零售总额数据中，最受关注的是西藏增速排名第一，上海增速倒数第二。以上海市统计局11月15日公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比去年同期下降2%，其中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下降5.6%。

中媒《21世纪经济报道》12月6日的报道也指出，区域消费呈现出“高能级城市偏冷，低能级城市和乡镇消费偏暖”的特征。以上海为例，报道引述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顾军的分析，指出上海居民的消费行为愈发谨慎，汽车、金银珠宝、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显著下滑，餐饮业营业额也有所下降。

顾军进一步提到，上海消费基数较高，相比之下，西藏等偏远地区的消费增速更为显著。此外，河南、湖南和山东等省份不仅符合城乡消费基数较低的特性，还受益于部分城市人口回流至县城，从而拉动当地消费力的增长。

尽管中国国内旅游市场逐步复苏，但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臣直言，经济疲软使“穷游”成为主流，因而对整体消费的拉动效果依然有限。

位于英国伦敦的潘西恩宏观经济谘询公司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林浩波(Kelvin Lam)也以上海与深圳的消费放缓为例，他告诉美国之音：“这与工作、收入成长和年轻世代在大城市扎根有关，他们(青年)过去愿意花钱购买奢侈品，但现在随着价值的下降或他们失去了工作，收入成长可能低于以前、或薪水比以前少，因此他们决定不花钱在奢侈品和昂贵的膳食。”

振兴消费措施效果有限

林浩波分析，核心CPI呈现平稳走势意味中国内需求逐渐稳定，而零售总额增长来自于中国推动汽车、消费品以旧换新和企业设备更新的补贴政策。但他预期，目前就业和资产市场表现不佳，中国内需消费市场前景不会大幅复苏。

他说：“内需前景很大程度取决于就业市场，劳动市场上仍缺乏经济成长的信号，因此劳动市场的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也意味着收入不会在未来半年内大幅成长。”他还表示，70%家庭财富与房地产相关，如果楼市房价表现差，财富效应影响也会冲击家庭消费。

事实上，今年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许多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发放消费券来刺激消费。从“十一”国庆节到12月，北京、上海、成都、杭州、郑州、武汉和西安等地相继推出了消费券计划，旨在提振市场需求。

但王国臣直言，目前人们倾向把钱定存，进行预防性储蓄。中国消费券刺激消费无效的原因，一是没有理解民众“并非不愿意花钱，而是没能力花钱”，以类似折价券的形式，需满足额度门槛才能使用折扣优惠，不可能促使民众掏钱，甚至带动额外消费。第二则是习近平的意识形态画下红线“中国不像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福利养懒人”，因此即便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也只能以折价形式实施。

经济学者史鹤凌教授也指出，消费券发放的数量太少、价格太低，形同杯水车薪。他表示，中国长期通缩，即使物价变化不大，消费者也普遍出现降级消费，推动像拼多多等电商以“低价策略”抢占市场，当消费能力下降，许多生产者将不再生产高品质或高单价商品，长此以往会使中国的生产水准下降。

潘西恩宏观经济谘询公司的中国经济学家林浩波表示，习近平将促进消费视为“经济浪费”，因此不可能采用西方的大规模发放消费券策略。习近平更愿意花费国家资源强化工业基础、深化国家科技能力。

拉抬消费恐无特效药

如果中国希望提振消费，林浩波指出，重振股票资产市场是一个可行方向；另一个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的社会安全网体系。只要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完善，民众在消费上将更有底气，也有助于释放银行积蓄，推动经济增长。

史鹤凌也强调除了年轻人，“中国老百姓口袋有钱”，只是对未来没有信心而选择储蓄，为生病或养老未雨绸缪。因此，中国政府应优先解决医疗和养老保险的问题，才能从根本解决消费停滞的困境。

王国臣则用生动的比喻将中国经济形容为一辆“没有机油仍长时间空转的汽车，现在加机油恐会让引擎报销，要修复没有特效药。”

他进一步指出，当青年和中产阶级缺乏消费能力时，中国政府只能将目光转向资产阶级“找钱”。今年市场上就曾流传，北京可能扩大高端消费征税范围或增加富人税的消息。但他强调，征税未必能有效解决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应利用财政资源收购房地产库存。只有房地产市场得到稳定，才能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复苏，并重建人民的消费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