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党换帅后料更右倾，派系矛盾仍将持续！华裔专家解读新政，一国党或趁机崛起（组图）

在经历大选失利与党内权力更迭后，澳洲自由党在上月迎来了新党魁Angus Taylor。

观察其这一个月来的表现后，多位华裔受访专家和评论员指出，自由党在党内派系、移民政策以及对华议题等方面仍面临新的压力。

“党员继续流失的情况下，自由党便明显地逐渐往极端右派靠拢。”有专家警告称，“一国党与国家党结盟的可能性比较高。”

“明显往极端右派靠拢”

澳洲前“人民大使”赵捷豹认为，自由党上月末更换党魁实际上是一场“逼宫”，背后的现实是“党内左右两派撕裂仍然十分严重”。

他表示，前党魁Sussan Ley一直被视为党内“温和派”的代表人物，政策上更强调经济治理与稳定，主张“以和为贵”，不赞成过于激进的政治路线。

“这一立场与艾伯特（Tony Abbott）、莫里森（Scott Morrison）和达顿（Peter Dutton）等人所代表的极端保守派路线之间存在明显鸿沟，”赵捷豹说。

前“人民大使”赵捷豹（图片来源：供图）

在他看来，Angus Taylor能够当选党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自由党当前的人才困境，“党内人丁单薄，有点‘蜀中无大将’的意味。”

赵捷豹认为，Taylor上台后，党内短期内或许会出现一段“蜜月期”，但能否真正协调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目前仍难以判断。

“就目前自由党内部情况和外围政治环境来看，两派真正和解的可能性并不高，我对此并不乐观。”他说。

此外，他认为，“自由党正在明显地逐渐往极端右派靠拢”，原因是一国党领袖韩森（Pauline Hanson）所代表的极右翼政治立场，近年来吸引了部分原本支持自由党的保守派选民。

韩森（图片来源：SMH）

另一方面，在联盟党内部，自由党与国家党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并不稳定。2026年1月22日，国家党领袖David Littleproud曾宣布国家党退出与自由党的联盟，不过这一分裂仅持续18天，随后双方重新恢复合作。

赵捷豹认为，在当前政治格局下，未来右翼阵营仍可能出现新的重组。

“若自由党的极端右派退党然后与一国党结盟，这个新兴的政党则很可能取代自由党，成为受宪法承认的反对党，这样一来，自由党则会成为一个‘靠边站’的小党。” 

“我认为一国党与国家党结盟的可能性比较高，”但同时指出，“要主动与韩森结盟，党内很多老党员未必能够接受。”

他说：“无论如何，大幅度的变动是难免的。”

“华人对移民政策的态度四分五裂”

上任之初，Taylor曾表示，计划减少移民配额并收紧审查，把重点放在那些“拒绝澳洲价值观”的人身上，同时宣称党内改革势在必行，“不改变则灭亡”。

不过，赵捷豹认为，目前自由党内部仍看不出明显的改革方向。

“去年大选失利后，自由党曾委托两位资深党内人士Nick Minchin和Pru Goward着手研讨失败缘因，但这份洋洋洒洒的报告却被刚上任的领导团队给封杀了。”

他说：“这说明自由党在自我检讨方面仍然缺乏足够的决心和诚意。”

针对移民问题，赵捷豹认为，相对党内“温和派”的政策来说，Taylor所代表的保守派自然而然将保守的意识“摆在前头”。

此外，“消减移民”提法更多是为了迎合选民期待，当前生活成本压力让不少选民支持减少移民，“当市场消费疲弱时，民间的呼喊会震撼到让领导们不得不屈服。 ”

不过，考虑到澳洲需要大量移民才能推动经济发展，他认为“移民问题的争议只可能是暂时性的”。

史鹤凌教授（图片来源：供图）

谈及华人社群的态度，赵捷豹表示，华人内部其实存在明显分歧。有人支持减少移民以缓解生活成本压力，也有人担心政策过度收紧会影响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总体来看，华人的态度是四分五裂的。”

莫纳什大学华裔经济学家史鹤凌教授则认为，减少移民虽然在政治上具有吸引力，但在经济学上却是一把“双刃剑”。

短期来看，减少人口流入确实可能降低对现有住房存量的需求。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政策也可能带来连锁影响。

例如，澳洲建筑业长期依赖海外技工，如果移民数量明显下降，可能导致劳动力短缺，从而拖慢新房建设速度；在租赁市场上，虽然需求下降可能抑制租金上涨，但如果住房供给同步减少，租金长期下降的空间也会受到限制。

“更具逻辑性的减税路径和去监管政策”

坊间一直有一种声音，认为自由党更会管理经济。

不过，赵捷豹指出，在政治路线逐渐右倾的情况下，自由党近年来逐渐失去了过去“更会管经济”的政治形象。

“例如在2025年联邦大选前，自由党否定了工党政府提出的减免个人所得税方案，这让不少基层支持者感到困惑。”

史鹤凌则认为，Taylor的上台对挽救目前居高不下的通胀等经济问题有所期待。

“市场希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商业背景（曾任麦肯锡合伙人），制定更具逻辑性的减税路径以及去监管政策。”他说，选民更关心的是，Taylor是否能够提出明确政策，让住房自有率重新成为“澳洲梦”的核心。

他指出，2026年初澳洲通胀率约为3.8%，仍高于澳联储（RBA）的目标区间。领导人更替本身对通胀影响有限，但政策预期可能影响市场对未来通胀的判断。

Taylor曾指责目前的通胀部分是由于工党政府支出过高，史教授认为，这一说法“在经济学上部分成立。”例如，电费回扣等生活成本补贴虽然在短期内缓解家庭负担，但当这些补贴到期后，通胀可能再次上升。

他还表示，在经济已处于“超速运行”、失业率较低的情况下，大规模财政支出确实可能与高利率政策形成冲突，从而导致高利率维持更长时间。

针对Taylor上台后提出的经济议程，史认为，作为前影子财长，Taylor的政策重点是“回归生活水准”（Standard of Living）。

其将重点放在降低税收、减少政府支出以及削减能源成本上，同时批评工党的“净零意识形态”，并主张取消针对家庭用车和电力行业的碳排放相关税收。

“更偏经济和商业政策取向的声音”

Angus Taylor上台后，对影子内阁进行了大规模调整，通过提拔派系盟友并调整部分Ley阵营成员的位置，进一步巩固党内领导地位。

其中，备受华人关注的Jane Hume在Ley领导期间曾被降职至后排，如今重新进入影子内阁，负责就业、劳资关系及生产力事务，并担任副党魁。

与此同时，Andrew Hastie负责产业与主权能力事务，并兼任众议院副党魁；Taylor的保守派盟友James Paterson则从财政事务转任国防事务。

这三人过去在国家安全及对华议题上都表现出较为强硬的立场。

Jane Hume（图片来源：澳媒）

对此，西澳律师许耀汉认为，这一人事安排并不令人意外。“联盟党长期以来都将国家安全议题视为其政策叙事中的核心部分。”

他指出，从近年来澳洲整体政策发展来看，无论是联盟党还是工党，都逐渐形成了一种更为现实的政策共识，即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保持警惕，同时维持稳定的经济与外交沟通，避免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换句话说，澳大利亚正在尝试在安全与经济之间寻找一种更加可持续的平衡。”

西澳律师许耀汉（图片来源：供图）

许耀汉认为，在这一背景下，Jane Hume的角色尤为值得关注。由于她在进入政界前长期从事金融行业，对资本市场、商业监管以及经济政策有较深理解，因此其政策视角更接近经济治理和商业环境，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框架。

他指出，中国仍然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矿产、农业及教育等多个行业都与中国市场保持密切联系。因此，在安全政策与经济利益之间如何取得平衡，一直是澳洲政策制定的重要议题。

在这一背景下，Hume作为反对党“二号人物”，在联盟党内部代表着更偏经济和商业政策取向的声音。

上届大选前，Jane Hume的“中国间谍说”曾在华人社区引来广泛争议，后来她以“ill-considered”（考虑不周/不恰当）作解释，并表示并非本意。

对此，赵捷豹表示，不管是党内或党外的选举，说穿了不外乎树立个人形象的能力。他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除非不沾惹，要不则不会有很多例外，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记者 艾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