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万澳人失业背后的真相：澳联储为对抗通胀蓄意推高失业率（组图）

澳联储正密切关注最新公布的失业率数据。在目前4.3%的失业率下，全澳约有65万人处于失业状态，但澳联储仍认为劳动力市场“过于紧张”。

简而言之，在决策者的逻辑中，失业人数还不够多，不足以压低通胀。尽管目前的经济数据尚未完全反映中东冲突带来的冲击，但这已成为澳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有力理由。

加息的背后逻辑残酷而直接：通过推高房贷还款额迫使家庭缩减开支，最终导致更多人失业。

然而，2023年的一项议会调查揭露了更扎心的现实——这些为宏观经济“牺牲”的失业者，在就业服务体系中并未得到应有的救助，反而像诈骗犯一样被严加防范。

Joel Carrett

澳联储“刻意提高失业率”的做法鲜少被公开讨论。直到2023年，行长 Michele Bullock 才在演讲中含蓄地表示，如果失业率长期维持在过低水平，通胀预期将随之上升，从而加大控通胀的难度。

目前，这种通胀管理框架在理论逻辑和实际影响上都引发了广泛争议。

被神化的“失业理论”

澳联储决策的核心是一个名为“非加速通胀失业率（NAIRU）”的概念。这套理论认为，只有维持一定的失业率，工资才不会推高通胀。

问题在于，NAIRU 只是模型推导出的虚数值，没人能给出准确答案。过去多年，澳联储一直将其设定在5%左右，即便后来失业率远低于此也未触发通胀，官方才悄悄下调了预估。

知名记者 Ross Gittins 指出，NAIRU 模型长期被设得过高，导致政策制定者接受了本无必要的失业代价。

此外，该模型将劳动力市场视为单一整体，掩盖了深层矛盾。目前，澳洲在老年护理、残疾人支持和幼儿教育等领域面临长期用工荒，即便宏观政策在增加整体失业，这些行业依然一工难求。这说明问题不在于需求过剩，而在于劳动力分配的结构性失衡。

虽然澳联储肩负“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的双重职责，但孰轻孰重已一目了然。正如 Bullock 所言，低通胀是就业增长的“前提”，因此在两者冲突时，失业问题只能被迫让位。

利率：一把伤及无辜的“钝刀”

自20世纪90年代家庭债务激增以来，加息成了澳联储的唯一利器。其运作机制是精准挤压房贷持有者的钱包，削弱社会总需求，从而（按设计逻辑）增加失业。

这种方法的局限性目前正暴露无遗。当前的通胀主要由中东局势导致的全球油价冲击引起。

提高利率不仅无法解决供应端的难题，反而会制造失业并加剧普通家庭的房贷压力。

失业者的困境：在贫困线上的挣扎

既然这套体系是“刻意”制造失业以维持经济平衡，社会理应给予失业者更多的关怀与尊重。

现实却恰恰相反。2023年的调查显示，逾70%的求职者曾被暂停发放福利津贴，仅因未能满足所谓的“相互义务”要求。

然而，绝大多数人都在积极找工。议会委员会对此直言不讳：澳洲已失去高效连贯的就业服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外包、碎片化且带有惩罚性质的合规管理系统。

这一系统背后的假设——即失业者需要被监控和强迫——与澳洲旨在维持一定失业水平的货币政策框架存在严重悖论。

寻找替代方案：除了加息还能做什么？

有人认为这种残酷是控通胀“无可奈何”的代价，但历史和现代经济学给出了不同答案。

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澳洲政府曾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公共投资等多种工具。那25年间，澳洲失业率平均仅为2%，程度之轻甚至让“长期失业”一词在当时都无从谈起。

如今，经济学家 Ross Garnaut 和 Peter Dawkins 建议，与其依赖过时的模型，不如通过扩大生产能力来寻找失业率的真实底线。

这意味着政府应在护理、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领域进行针对性投资。在这些劳动力短缺的特定领域扩大产能，不仅不会增加价格压力，反而有助抗击通胀。

充分就业理应是国家的目标。如果我们坚持维持一个以失业为代价的调控体系，那么对于那些为此承担代价的人，社会至少应提供高于贫困线的经济支持和真正有效的就业转型服务。现行的系统既低效，又显得多余且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