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可罚10%营业额！澳财长严打超市价格欺诈，被批“政治作秀”（图）

上周，生产力委员会主席Danielle Wood直指“表演式监管”是澳洲生产力下滑、通胀持续居高不下、利率面临进一步上升压力的幕后推手。

她解释道：“当政客们无法或不愿意真正解决一个棘手问题时，就会这么做。”

然而，生产力委员会主席的犀利批评，并未能阻止工党针对超市的“价格欺诈”禁令于7月1日如期生效。

联邦财政部长Chalmers表示：“我们正在打击超市价格欺诈行为，帮助澳洲民众在结账时获得更实惠的价格。”

这项禁令仅针对Coles和Woolworths两家公司，违者最高将面临年营业额10%的罚款。

然而，历经监管审查与议会审议，始终没有证据表明这两家零售商曾利用市场支配力压榨消费者。财政部温和地宣称，这一禁令将“防止未来超市过度定价的可能性”。

联邦财政部长Chalmers力推“价格欺诈”管控措施，不因专家建议而退让。图片来源：David Rowe

所谓“过度定价”：数据说了什么？

这种“可能性”源于去年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的调查。该调查将超市行业描绘为一个安逸的寡头垄断格局，却未能拿出价格欺诈的实质证据。

ACCC评论称，Coles和Woolies“似乎是全球盈利能力最强的超市企业之一”。

但数据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其报告显示，这两家公司的资本回报率实际上低于美国的沃尔玛或Kroger。

2019年至2024年间，澳洲食品杂货价格涨幅也落后于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及整个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与ACCC的结论截然相反，生产力委员会认为澳洲超市行业“竞争激烈”。

事实上，持续的通胀另有根源：工党政府的大规模财政扩张、高昂的清洁能源转型成本、过于严苛的职场法规，以及生产力委员会所称“不断加重的监管负担”——这些因素共同压制了经济活力，超市不过是背了锅。

合规成本是个无底洞

Chalmers的监管骚扰不仅是表演式的政治障眼法，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单项合规成本或许看似不高，但它给一个本已错综复杂、往往自相矛盾的监管迷宫再添乱麻，而这个迷宫本身正有成为监管目的的风险。监管理应精简，而非叠加。

近年来，政客、官僚和法官越来越多地对企业在疫情市场迷雾中所做的商业决策进行事后批判。两大超市正面临多重重磅罚款风险：提价过高、过度挤压供应商、对员工的“工资盗窃”，乃至如何降价——统统在被追责之列。

若价格欺诈真是现实威胁，ACCC本可依据已强化的《竞争与消费者法》以反竞争行为起诉超市，但该监管机构走的却是另一条路。

法庭判决揭示了什么？

在疫情冲击供应链的背景下，现已强制执行的《食品与杂货行为准则》要求Coles在面临巨额罚款威胁下，必须就供应商提出的涨价要求进行诚信谈判。

Michael O'Bryan法官指出，部分供应商在议定两升装可口可乐、Arnott's Shapes饼干、高露洁牙膏和Rexona除臭剂等商品价格时，“拥有相当大的谈判能力”。

到2022年3月，Coles发现自身价格被主要竞争对手压低，随即在全面通胀爆发之际收回了仅持续数周的涨价——而非其内部指引所要求的数月时间。

O'Bryan法官认定，Coles在商业条件下设定“原价”，是真诚寻求“为顾客带来价值”；其“Down Down Now”降价促销这一案件核心，“是来自Woolworths竞争压力的结果”。

他还指出，若没有这些促销活动，“这些产品将在更长时间内以更高的价格出售”，消费者其实从中受益。

然而，争议焦点在于：这一降价促销活动是否依据消费者法构成误导性宣传？法官最终裁定其具有误导性，同时坦言“合理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

薪资监管同样乱象丛生

公平工作监察专员署针对Coles和Woolworths的低薪诉讼，同样偏离了应有的监管重点。

联邦法院Nye Perram法官去年裁定，2.8万名门店经理的年化薪酬虽已超过《通用零售业薪资裁定》的年度要求，但仍不符合规定。

广泛采用的“抵消”安排必须覆盖每个双周或月薪包中的罚金及加班费支付，这意味着即便是受薪经理，也必须对工时进行一丝不苟的详细记录，不允许对双周或月度工时的峰谷进行任何平滑处理。

在拥有约1400种工资率、叠加无数不确定的罚金、津贴和加班组合的零售业薪资裁定迷宫中，迷失方向并不稀奇。

澳洲陈旧的劳资关系制度旨在阻止企业“在工资上竞争”，同时也限制了它们与员工携手共创高薪经济的空间。

公平工作监察专员Anna Booth直言，这套“职场关系架构本质上是试图将冲突制度化，而非打造高效的工作场所”。

但曾任商店助理工会组织者的联邦就业与职场关系部长Amanda Rishworth不会推动改变——毕竟，这套过度监管的体系既深植于工党的政治商业模式之中，又游离于竞争法的约束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