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素娟：我曾把女儿逼到想死，如今却成了千万年轻人的“互联网妈妈”

“我怎么能够把自己亲生的孩子，折磨到这个程度？我们爱孩子，爱到一个孩子想死。”

说这话的人叫杜素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从教二十七年，连续十八年被学生选为“最佳教师”。

女儿初中那年，她替孩子选了一所上海排名前三的学校。学校里有许多理科天才，并且唯成绩论，一周一张成绩单，只要成绩掉到十名以外，孩子就不再是老师眼中的好宝宝。这让天赋点在语言，更偏文科的女儿很不适应。初二那年，她抑郁了。

一天夜里，看到熟睡的女儿手腕上一道道铅笔刀划下的红红的印子，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杜素娟百感交集。

但故事没有停在这里。多年之后，这位差点把孩子逼上绝路的母亲，竟然成了千万年轻人口中的“互联网妈妈”。

她理解年轻人为什么不敢谈恋爱：“不是不需要感情，而是害怕。害怕分手，害怕无疾而终。”

她体谅年轻人为什么这么苦：“看上去经济安稳，但精神上达到了前面几代人没有过的恐慌 and 动荡。网络永远在向你推送比你更优秀的人。”

她提醒年轻人“不一定非要考上研究生才能过好这一辈子”、“没有任何一个孩子身上没有天赋”。

无数人在她的视频底下写下同一句话：“老师，你要是我妈就好了。”

所以一个曾让孩子想死的母亲，怎么就变成了陌生年轻人的精神港湾？

弯路

杜素娟1969年出生在山东济宁。她从小喜欢看书，但父母是搞生物的，家里更多是各生物标本，她就拿零花钱去买《少年文艺》，到同学家去借《红楼梦》。

中学后，她发现自己的语文成绩不怎么需要费力就能一直很好，理科却相对薄弱，因此时常陷入焦虑，但当时的语文老师鼓励她：“你不要辜负自己的才华，要爱护好它，沿着这条路往下走，一定会有出路的。”别人说学中文没前途，那位老师却说：“任何一样东西只要你学得好，没有一个行业是会饿死人的。”

一个学不好理科的女孩，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因为一位语文老师，第一次相信自己身上有某种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天赋。

但是偏偏，平常能考到学校文科前5名的她，高考失利了。

填志愿的时候，热爱中文的杜素娟，被父母安排选了政治。那个年代听父母的话是天经地义的事，她去了。毕业后在一所中学做政治老师，日子表面安稳，内里却总有些意难平。

她决定考研。

一个在岗教师想考研，阻力远比想象中大。好不容易争取到一次机会，笔试过关，面试却被刷了下来。再考，再争取，最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从政治拐回文学，她走了好长一段弯路。

拿到博士学位那天，她以为命运终于开始眷顾自己。1998年，杜素娟进入华东政法大学教文学。那时正赶上全国国家机构大精简，就业岗位急剧收缩，这份工作得之不易。对她这样出身平民家庭、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倚仗的年轻人来说，高校教职不是可以挑挑拣拣的选项，而是拼尽全力才够到的一根绳索，她格外珍惜。

但是一所政法大学的文学课，能边缘到什么程度？她自己的原话是：这是一门同学们都不在意的课，我二十分钟之内能把全班讲睡着。教学之外的科研经费、重点课题等等更是轮不到她。

生活本身更窘迫。三十岁那年，她住在外单位的一间集体宿舍里，外面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场，想走出院子就得穿过垃圾场。一个年轻姑娘，每天穿过垃圾场去上班，她接受不了。于是院子旁边有堵墙，墙上有个豁口，有人架了梯子，她就每天拎着裙子从梯子上翻墙进出。

“我们会买稍微体面一点的衣服，让自己看上去还像一个比较体面的人。但是当你拎着裙子翻过那座墙的时候，生活的真相把你所有的体面给你扯得粉碎。”

那段日子，她形容自己一无所有，从精神到物质的一无所有。暗夜里，她时常追问自己，当学生的时候，认真努力，总可以提高一两分，为什么走进社会之后，拼尽全力，生活却没有一点起色？

时间并没有给她答案。她只觉得别人的人生都是亮眼的、正确的，自己一定做错了什么。三十而立的社会时钟下，她觉得自己是那个掉队的人。

赝品

杜素娟半推半就跳进了社会主流价值定义的赛道。

大学衡量一个老师最主要的标尺就是职称，评职称需要论文这个可以量化的成果。她开始拼命写论文，追求数量而不管质量，尽管自己也清楚写出来的东西违背初心。

刺激她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弥漫在空气里的参照。眼看身边的人陆陆续续都已晋升，自己职称评审表上的空格像一张张无声的嘴：你都这个年纪了，你怎么还没跟上。

很久之后，她给这段日子起了一个名字：赝品人生。违背自己的心愿，盲目模仿别人。她说那种荒诞就像加缪写的，你以为你活着，但其实你不过在过一套模仿别人的生活方式。

这种矛盾在杜素娟这类“乖孩子”身上尤为普遍。因为乖巧这个词翻到另一面，就是讨好型人格、服从型人格。小时候规训自己忽略自身喜好和需求，去博取家长老师的认可；长大后放低对友情和爱情的要求，来达成一段又一段关系，从中获取安全感。总是把别人当镜子照自己，看到的永远是别人的光环，照见全是自己的不堪。

只是，少年时代曾经对晚霞许过的愿，“让我成为一个老师吧”，她从不曾忘记。

不论心境如何起伏，她的办公室始终对学生敞开。学生写信来，她每一封都认真对待。通讯软件普及后，学生之间甚至流传着一句话：“有什么想不通的，就去找杜老师。”

这些事跟晋升一点关系都没有。她一边在职称的赛道上违心地跑，一边本能地靠近那些真正让自己有光的东西。两种力量撕扯着她。一边是外部标准对她说：你不评职称，你什么都不是。一边是内心深处有个微弱的声音：你只有跟学生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活的。

裂缝在暗处越裂越大。

出逃

后来杜素娟经历了两次濒死体验。

有天她一个人在家，身体突然开始抽搐。一开始她以为能忍，等意识到必须求救时，手已经僵硬弯曲，手机都握不住。她用最后的求生欲拨通120，急救人员赶到时，她已无法站起来开门，只好从床上滑到地上，爬过去，一边爬一边吐，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不要昏过去，昏过去就没人开门了。就这么走了就看不到女儿长大了，就为这个，再撑一会......

被送去医院的路上，意识开始迷离，周围的声音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后来有一双男医生的手握住她，对叙说：“别怕，别怕，你到医院了。”那双手的温热，她记忆至今。

康复之后，杜素娟再走进校园，发现树比原来绿了好多。她对自己说，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多活一天都是赚的。

她依然是那个会在职称评审表前焦虑的人，依然是那个会在意别人眼光的人。只是有些东西悄悄松动了，从前觉得非争不可的，慢慢不那么非争不可了。从前觉得天经地义的规则，慢慢露出了虚妄的那一面。

她偶尔会把自己的方法教给学生：当你觉得过不去某个坎，就假想今天是你人生最后一天，明天你就不在这个世界了，不在了就是不在了。那你还在意这些事吗？

当然这个办法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用。年轻人听完，有人沉默，有人说“老师，我大概率今晚不会死，可能还要痛苦几十年”。杜素娟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有些坎，不是想一想死亡就能迈过去的。

但在她自己，答案逐渐变得清晰，她慢慢想通了，“我不配合你们的游戏规则了。我从主流价值的体系里面出逃了。这是我人生当中四十多岁对现实的第一次还手。”

她放弃评职称，回到课堂。

她开始认真备课，仔细记录学生睡过去的每一个节点，然后修改。这个学期讲到某个地方，学生睡了。下个学期再讲到那里，学生把头抬起来了。再下个学期，学生对着她笑了。再下个学期，学生的眼睛亮晶晶地望着她。

“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把我拯救了。我靠这个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价值系统，还有快乐体系。我找到自己的人生了，这就叫自由，这是真正的活着。哪怕在周围人的眼睛里它一钱不值，但是我得到了别人不知道的快乐。”

尽管因此五十岁才评上教授，比同龄人晚了大约十年，但她说，和自己所热爱的东西依靠在一起是最幸福的，自己现在跟这个世界是扯平了。

放手

而杜素娟反复提起养育女儿曾犯下的错误，和年轻时她曾走过的弯路，根源上是同一病灶：一个人如果长期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自我，就很容易把自己内心未被完成的渴望，投射到最亲近的人身上。

自己缺过的认可，要在孩子身上补回来；自己没走通的路，要让孩子走下去。这不是出于恶意，而是一种披着“爱”的外衣的无意识代偿。

她花了四十年，好不容易从那个“好学校”“好工作”“好人生”的模子里挣脱出来，一转身，却把女儿塞进了同一个模子。那个晚上看到女儿手腕上的红印，她崩溃的不只是一个母亲的心疼，更是一个觉醒者的后怕：自己刚刚爬出来的深渊，差一点又成了女儿的葬身之地。

这种养育魔咒并不独属于某一个人，而是深植于我们东亚家庭的伦理之中。我们的家庭关系，从来不只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那么简单。父母的期望、家族的体面、外界的眼光，这些沉重的东西往往都压在“爱”这个字身上。

爱一个人，就忍不住替她操心，替她规划，替她挡掉所有风险。可挡着挡着，就把孩子的人生挡成了自己的续集。杜素娟坦言，她也是被虚荣心、执念和那种“我都是为你好”的父母式自以为是蒙蔽了双眼。

痛定思痛，女儿高中时，她让孩子转去了偏文科的国际班。在不擅长的科目面前受到的挫伤，在擅长的地方慢慢得到疗愈。孩子好了起来。

后来有一次，她跟演员文淇做了一场对谈。回家后告诉女儿，文淇比你小一岁。女儿脱口而出：“她比我小一岁，她都那么成功了我算啥？”杜素娟耐心劝解她：“大家的人生节奏是不一样的。”

这句话，也是这位母亲说给自己听的。她自己的节奏就比别人慢了不止一拍。但那又怎样呢？慢了，不等于错了。

从差点把孩子逼上绝路的母亲，到被年轻人称为“互联网妈妈”，这个转折不是因为杜素娟掌握了什么完美的教育方法，而是因为她足够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并且在失败之后，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不是替孩子做决定，而是陪着孩子去找属于她自己的答案。

这答案，说到底也是她花了大半辈子才找到的那个：人生不过是一场自己跟自己的相约而行。走散了大半辈子不要紧，要紧的是，你还能把自己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