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中的“仁义之师”日本军队和其背后的故事（上）

北京终于沦陷了，却恐怖依然，只是换了色。

在此前义和团的红色恐怖中，北京市民可能因一盒“洋火”（火柴）就被指为“二毛子”，而全家绑到庄王府（现今平安里一带）门前开刀遭斩。如今，在八国联军的白色恐怖中，北京市民又可能因为穿了条红裤子（当时女性的时尚颜色）而被指为“拳匪”，同样遭受处决。步枪上那带着深深血槽的刺刀，虽短，却与古老的大刀片子一样令人胆寒。

美国著名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著有汉学名著《中国人的性格》，后来推动了庚子退款及清华大学、协和医院等的建立）记载道，北京市民为了表示顺从，出行时手上都会拿着列强们的国旗，而以日本旗为主。但除了日本旗外，其它旗子多是北京人自制的“盗版”，十分粗糙，一到下雨天，旗子上的涂料就掉色，看上去十分怪异。在刺刀之下，英语也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北京胡同的墙壁上刷上了标语：“Pray officer excuse. Here good people"（求求官爷开恩，这里都是好人），甚至在一座曾经作为义和团坛口的寺庙门上，也贴上了“God Christianity men”（上帝基督的子民）。而北京老少爷们最端得出手的一句英文口语是：“please do not shoot us. We are good people”（别开枪，我们是好人）。

面对各色洋鬼子，北京人迅速地做出了自我调整，曾经满大街的义和团们早就没了踪迹，似乎被人间蒸发，所有人都将自己打扮成了“万恶的拳匪”的受害者，热忱地探试着新主人，“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如同水被倒进容器里那么自然”（明恩溥语）。

京城各国暂分界址全图

八国联军将北京城分区占领。和其他乱哄哄只知道烧杀抢劫的联军不同，这支军队做了精心准备，随军带来了几万面小国旗，分发给占领区的北京市民，于是，凡是插着写有该国“顺民”国旗的人，都暂时得到了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这支军队还设立了类似警察机构的“安民公所”，组成一支宪兵和巡捕队伍，臂缠白箍在市面巡逻，在北京最早恢复了市面的繁荣。

因为这个占领区里军纪严明，秩序良好，一时间，这里竟成为北京人首选的避难所。

是的，这支军队是日军。

日军作为“仁义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自此登上国际大舞台，自此满城尽披太阳旗。

八国联军士兵（从左到右：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属印度、德国、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

在八国联军确定了各自的占领区后，仅仅三天时间，不仅日占区，而且整个北京城，似乎到处都是日本的太阳旗。这是日军主力第五师团从广岛出发时就带上的“必要装备”，他们精心准备了数万面小型日本国旗，在那颗红太阳边上的留白处，用汉字醒目地写着“大日本帝国顺民”。如今，铁骑入城，这些“免罪符”被迅速分发给北京的“顺民”们，无论是朱门府邸、四合院还是贫民窟，都挂上了这一新的“门神”，洋人们吃惊地发现：大清国的首都似乎被日本一家独占了。大街上的不少店铺，除了太阳旗外，还挂上了拙劣的英文告示：“Belong Japan”（属于日本），试图阻止洋兵们的进入。

一只“文明”的军队

美国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的夫人莎拉(Sarah Oike Conger)在其写给美国亲友的信中提到：“中国商人带着货物回到北京时，先是悄悄溜进日本人的辖区，因为他们最信任日本人。后来，这些街道变得拥挤不堪，日本人就要求他们必须到城里别的地方去，他们立刻就涌进了美国人的辖区，挤满了街道，并留了下来。”

一个名叫川岛浪速的35岁日军翻译，应日本派遣军司令福岛安正的再三请求，在日占区开始指导警务工作。日军设立了“安民公所”，其所长、事务官和宪兵均由日本警官担任，巡捕则雇用中国人，成为新北京的新警察，在最为动乱的数月间在辖区内迅速恢复了秩序，日占区因此成为北京最早恢复市面繁华的区域。川岛浪速还招收了40名“有文化”的中国人参与“警务速成训练课程”，随后又招收了50人。日本人回复秩序的能力，和在人才方面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给负责留守的大清国中央领导人、庆亲王奕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局势稳定后，另一位国家级领导人、肃亲王善耆，应日本公使的要求，从清军中精选了240名士兵，组成了“巡捕队”，臂缠白箍，上盖“安民公所”大印，腰间挂着佩刀或马棒，执行巡逻，开创了北京警政的先河。而肃亲王因此与川岛浪速成为哥们，甚至其女还拜川岛为义父，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

日军在占领区内几乎秋毫无犯，严明的军纪得到了西方记者、外交官及军官们的赞赏。美国随军记者、《纽约时报》的奥斯卡（Oscar King Davis，当时派驻菲律宾，随美军第14团从马尼拉前往北京）为著名的《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详细报道了各国军队在京津地区的抢掠情况。他观察到，俄、法军军纪极坏，到处烧杀抢掠，而日军与美军恪守纪律，其中，日军的纪律更为严明。他引用一个西方军官的话说：“作为基督教国家的一名军官，我很羞愧，今天我见到一名被我们长期地称为异教徒的日本军官，他说抢掠是不对的，并且绝不允许。我无话可说，因为我的人都在抢掠，而他的人没有。我无法阻止抢掠，而他却能。”

据统计在八国联军中，日本是出兵最多的，在天津、北塘、通州等各次战役中，日军几乎都担当了攻坚先锋，伤亡惨重，占到联军总伤亡数的40%左右。美国陆军部（War Department）的报告记载，北塘战役后日军死伤累累，“这充分证明了日军承担了大多数的战斗，并赢得了英美士兵们的尊重和喝彩”。从当事人留下的记录看，在被包围的北京使馆区内，日本军人的英勇作战也赢得了西方人士的好评。

美国外交官小田贝（Charles Denby， Jr， 1861-1938）给《哈泼斯周刊》撰文，认为日军在此次军事行动中，向全世界证明了他们是最优秀的军人，“勇敢、智慧、严守纪律，装备精良，召之即来、来则能战”。他甚至认为，“那些在联军中与日军曾经并肩作战的他国军队，今后如果不得不与日军为敌，一定会犹豫再三的”。而一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正是日军的勇敢作战，纪律严明，给英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极大地推动了两年后（1902年）的日英结盟。

日本人的优异表现和巨大牺牲，为他们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尊重。在1900年8月28日的紫禁城阅兵中，日军被安排为第一方阵，只是因为俄军的坚决反对，日军顾全大局，主动放弃了这一机会，而让俄军打头阵，自己作为第二方阵。其它国家的一些军官为此相当不平。

在占领期间，日军也尽量减少与别国军队的冲突，始终“以礼待人”。美军第14步兵团团长达哥特(A.S.Dagget)在其回忆录中记载道：美军因调动的需要，向管理铁路的俄军要了20节车厢，但却有一节车厢被法军军官占据，并且锁上了门，导致美军35名军官无处安置。管理铁路的俄军无可奈何，在美军被迫采取强制措施前，法军开溜了，腾出了车厢，车厢内还有两位日本军官，此时也“很有礼貌地要退出去，但是，我们没让他们退出去，因为车厢里还可以有他们俩的座位。”

优雅的强盗

当然，日军绝非不沾荤腥的猫，只是，与其它军队的涣散相比较，日军更为克制、更有约束，甚至在抢掠方面也更有组织纪律性。

日本插画中的攻打义和团

当联军大多数官兵到处为自己寻找发财机会时，日军却在严密的组织下，直插大清国的财政部（户部，办公地点在今公安部地址），一举夺走库存白银近300万两。同时，他们从各衙门抢了大量的文件，其中不少至今尚未公开，成为国际史学界最为期待的宝库之一，以期填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资料空白。显然，日本人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的抢掠，都得到了大丰收。

除了集团性的抢掠外，日军个人也参与抢掠，但与其它国家军人相比，他们更为“优雅”，而且多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中国与联军》（China and the Allies）一书作者、英国画家、作家亨利（Henry Savage Landor）在现场观察到：“日本军队在抢劫时与西方列强毫不相同，显得十分有文化、有内涵”，他们在中国人的房子里搜寻古瓷器，还聚在一起认真欣赏，即使不带走，也轻轻放回原处，“看见日本人以那种优雅的姿势拿起或放下最小、最精密的物品时，实在是一种享受，而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或俄国人，更不用提德国人，他们除了碰到坚固的铜块、石块之外，没有不打碎、弄弯、弄脏以及损坏的……日本人也抢掠，但他们抢掠的方式是沉默、安静而优雅的，他们不把东西乱扔，不摔碎，也没有任何不适当的艺术破坏。他们任意拿取他们所喜爱的东西，但是做得是这样精细，以致似乎完全不像抢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