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禁穆令”，足球难民的噩梦

来源：

《卫报》

作者：Bryan Kay

为了阻止部分穆斯林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正在试图推行自己“禁穆令”。而这纸禁令也对6位足球人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特朗普总统针对6个穆斯林国家颁布的旅游禁令(译注：这份行政命令经常会被媒体称为“禁穆令”)似乎与体育关系不大，然而单纯在足球这一领域上，它造成的影响也是存在的。据报道，一家美国大联盟球队就因为“禁穆令”的推出，而未能签下一名穆斯林球员；效力于哥伦布机员的伊拉克前锋贾斯汀-梅拉姆，就因担心“禁穆令”影响自己日后重返美国，而决定暂时退出国家队。

也门的孩子们正在莫卡镇的空地上踢足球

遭受限制的6个国家都不是传统意义的足球强国，但仍有许多来自伊朗、叙利亚、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的移民，已将体育视为一种能让自己在“新家”里安身立命的重要工具。我们联系到了分别来自不同国家的6个足球人，让他们讲述一下当下政治局势将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

萨阿德-侯赛因，24岁，索马里

在家乡索马里，司职中场的侯赛因曾是一名颇具知名度的国脚球员。即便这样，索马里动荡的生活环境还是迫使他逃离了自己的祖国，只身来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现如今，侯赛因已经在美国的圣路易斯生活了一年的时间，他的愿望就是成为美国公民，并重新进入职业足球圈。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非常兴奋——能够来到这个国家，恢复自由、远离索马里的麻烦，这都令我感到非常开心。我很感激自己获得的一切。现在的我无球可踢，但一直都在坚持训练，我仍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够重新上场比赛。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才23岁，在索马里已经算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球员了。美国的足球水平更高一些，我也渴望参与其中，希望很快就能有人给予我一次机会。”

在索马里踢球时的萨阿德-侯赛因

“我出逃后先跑到了肯尼亚，在那里等待着前往美国寻求庇护。我曾认为美国是一个不在乎种族和宗教信仰差异的国家，一个能接受所有人、欢迎所有人的国家。即便它在最近遭受了小小的挫折，但我仍信任这个国家。我依然相信美国就是那个属于所有人的国度。(禁穆令颁布后)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家人有朝一日还能不能过来了？他们是否安全？我们要一直分离下去吗？这些都是我最担心的事情。所有正在试图逃出极端主义分子魔爪的其他索马里人，也都对此非常担心。”

“因为用自己的手机听音乐，青年党(译注：一个与基地组织有牵连的索马里恐怖组织)就将我逮捕了，并对我上刑。他们抽了我38鞭子。在世预赛与埃塞俄比亚交锋前的一个月，我就遭受过一次公开示众的鞭刑。我已经代表索马里国家队踢了许多场比赛，第一次出场时，我才17岁。我一直在索马里当地的埃尔曼FC效力。我是在入选了索马里国家队的大名单后，遭受鞭刑的。后来当我们前往客场吉布提参加比赛时，索马里足协才敢给我治伤。”

“后来，我同意了参加一部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它会反映索马里人的生活处境，我在里面要讲述自己的故事。因此，我逃到了肯尼亚。这部影片叫做《Men in the Arena》，马上就要公映了，而我则非常担心家人的安危。因为拍摄了这部影片，我才逃到美国。如果我还留在索马里，青年党的人要是看到了这部影片，他们肯定会杀死我和家人。就是现在抵达了美国，我仍担心自己的家人。”

阿里-埃尔德拉西，40岁，利比亚

在利比亚超级联赛征战多年后，埃尔德拉西在机缘巧合下来到了美国。当他离开利比亚时，卡扎菲的政权还处于崩溃的边缘。埃尔德拉西现在是奥斯汀地区的青训足球教练，已经拿到了美国绿卡，目前他正在努力试图把留在班加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也接过来。

“我是在2011年来到美国的，当时战争还没有爆发。与来到美国的所有人一样，我也有自己的梦想。我希望能学好英语，在美国开设一所足球学校——因为我太爱足球了。所以当球员生涯结束后，我就决定启程前往美国，完成自己的学业，追求梦想。这并不容易，在美国待了4年，我才拿到工作许可证；等了5年，我才拥有一张绿卡。现在的生活很艰难。我在学习的同时，还要做批发生意，还会踢业余足球比赛。我还教别人踢球，带了一群美国和拉丁裔小孩。”

“在利比亚，我16岁就成为了一名职业球员。18岁时，我进入了班加西阿尔-塔哈迪职业俱乐部的青训营。在利比亚联赛中，我也曾为其他球队效力过，其中就包括位于的黎波里的阿尔-阿赫利、位于班加西的阿尔-纳斯尔。我也跟卡扎菲的儿子，萨阿迪-卡扎菲，在球场上交过手。他当时就效力于阿赫利。原本我是有机会去土耳其和埃及踢球的，但最终都没有成行，因为利比亚足协不愿放我走。这种事很常见——它不仅影响到了我，也影响了其他一批球员。当时的生活挺艰苦，但现在更难熬。因为现在的利比亚已不再安全了，看看眼前的班加西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ISIS抓走了我的兄弟，我也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是死是活。他以前经常说‘ISIS不是好人，他们杀人，根本不算穆斯林’。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还住在班加西。他们总是哭着喊着要来美国，但这种事不是我能左右的。他们正在等待签证。日子变得越来越难了。我的孩子们问过我‘爸爸，究竟怎么了？’”

奈-梅恩, 22岁, 苏丹

以难民身份从苏丹前往美国的时候，梅恩才年仅5岁。目前他已经成为匹兹堡卡洛大学的校队前锋，他的梦想是有朝一日成为一名职业球员。足球这项运动已经融进了他的血液。

“1998年，我与家人一起逃离了苏丹喀土穆的家乡。当时，如果你是穆斯林，就有可能被杀死；如果你是基督徒，也依然有可能被杀。为了自由，我的父母决定离开苏丹。我们全家先是去到黎巴嫩，2000年又来到了纽约的锡拉丘兹。离开苏丹前，我的父亲曾经营过一家名为Wau Nar的半职业足球俱乐部，所以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经常接触足球。这是一家由他亲手创建起来的俱乐部，父亲曾希望他的儿子们也能参与其中。但在我们离开时，他必须要将这一切都放弃了。”

“现在，我已经在大学球队踢了3年。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叫做迪伦的小伙伴，他和他的家人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们知道我深爱足球，于是就给我提供了金钱、食物和踢球装备，还开车接送我。最初几年，我一直都在社区周围的球队里踢球。现在，我正在努力完善技术和触球能力，以便在接下来的大学足球赛季里，能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平。”

“它(禁穆令)给我的家人带来了很大的震动。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他们才来到美国。当这纸禁令颁布之后，我的感觉就像是：虽然它没有抽你一记耳光，但却冷冷地拒绝了你。很难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全世界所有人谈起美国时，都会对其另眼相看。然而现在，它已经不再是‘老大哥’了，只会冷漠地背对着你，你真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我现在已经是美国永久居民了，我的绝大部分家人也都成为了美国公民。眼下，苏丹国家队正尝试将我征召入队。我也不知道一旦我离开了美国，自己在返程时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阿里-沙维什, 19岁, 也门

2006年，沙维什离开了位于也门东南部的家乡，他与家人在纽约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在美国的球员生涯，始于一家名为拉卡瓦纳也门人的足球俱乐部。现在他正在为布法罗州立学院征战于NCAA（美国大学体育协会）的第三级足球联赛，场上位置是前锋或左边锋。

“9岁的时候，我就来到了纽约。父亲相信在美国，我才有机会受到最好的教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在家乡(也门)根本就没有像样的教育体系。能够来到美国，当初也费了很大一番周折——父亲比我们提前15年来到了这里。后来，母亲、兄弟姐妹和我，才终于能够与他团聚。现在除了我的母亲——她拥有永久居住权，我们都是美国公民。”

沙维什曾表示“禁穆令”对自己影响不大，但却令自己身边的人深受打击

“我差不多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足球。在也门，(除了踢球之外)你基本无事可做。我们经常会从早踢到晚。2006年时，所有人都在踢球，都在享受足球。然而当我们在2012年重返家乡时，我注意到没有人再去从事体育活动了。因为战争的原因，没人再敢出去玩了。我们过去经常踢球的几个地方，不是被摧毁了，就是被部队占领了。”

“我曾踢过NCAA的第二级联赛，现在踢的是第三级。在我所居住的社区里，我是唯一一个还能在大学踢球的球员。我仍有踢球的梦想。等到今年夏天，我准备出国试训，目的地是中东或欧洲的几家俱乐部。”

“禁穆令对我的影响不大，但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的妻子、姐妹、母亲或其他家人都不能再来美国了。这真是非常遗憾的现象。有许多调查报告显示：那些从被禁国家来到美国的人，其实并没有造成过任何麻烦。”

“它（禁穆令）会让整个美国的形象受损。按照现在这种形势，美国就没有资格承办世界杯。孩子们应该相信‘为了和平，全世界应该紧密团结’，它会摧毁孩子们的价值观。如果说足球能给世界带来些什么的话，那就是和平。这项运动能把所有人团结在一起。世界杯是属于每个人的——无论你的肤色、种族有何不同。总统下达的禁令，正在摧毁美国社会的整体形象。”

哈桑-纳扎里，62岁，伊朗

1978年代表伊朗国家队参加世界杯时，纳扎里还是球队的后防中坚。但因为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他在1979年选择了离开家园。在阿联酋和卡塔尔踢了几年球后，纳扎里于1985年来到美国。在这里，他打造出了一家最值得美国球迷尊重的足球学校——达拉斯德州人，从这里曾走出过一批知名球星，其中就包括“美国队长”邓普西和奥马尔-冈萨雷斯。

“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为自己的国民打造出一个安全的环境。我只是认为他们应该用一种更恰当的方式来做(这件事)。对于一些证件齐全、已经通过安检的人，他们应该被允许入境——毕竟他们已经接受了检查。总的来说，美国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摆出了欢迎的姿态。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也为美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纳扎里(前排左三)曾代表伊朗国家队参加过世界杯

“过去，因为伊朗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我才离开了祖国。我来到美国，生意做得不错，现在已经成为了美国公民。我相信在任何体育运动或任何行业中，移民的都是一群有用的人，而不是恐怖分子。他们对于社会做出的贡献非常大。如果这些移民天才不再来到美国，这个国家也会受影响。现在（美国）的许多天才球员，就有着不同的身世背景。”

阿卜杜-阿尔-穆斯利, 26岁, 叙利亚

作为一名曾在叙利亚联赛中活跃的门将，2012年年初，阿尔-穆斯利为了躲避内战的战火，而离开了家乡希贝加札里镇。他曾在约旦住过难民营，后来又以难民的身份入境加拿大。虽然阿尔-穆斯利目前正居住于加拿大的多伦多，而不是美国，但他依然相信特朗普制定的新政将会对许多同胞产生强烈的影响。

“内战爆发一年之后，我被迫跟随家人离开了叙利亚。我们先是搬到约旦，在扎塔里难民营居住了半年时间。扎塔里的环境简直太差了，我不相信有人能在那里生活——虽然情况要比以前更好，但它也无法满足生存的基本要求。虽然搬到难民营外边的成本很高，但我们全家还是租了一所房子，为了赚钱支付租金，我什么都干过。”

正在发生的叙利亚内战，已经让这个国家变得满目疮痍

“我在加拿大有一个姐姐，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她愿意为叙利亚难民敞开家门，她可以为我提供资助。‘你有什么打算？’她问我。首先，对我而言，搬家来到这么远的地方确实挺奇怪的。我来自达拉城附近的小镇——希贝加札里，这里距离大马士革有90公里远，距离约旦却仅有20公里。当我刚来到扎塔里的时候，我还能听到附近传来的爆炸声。后来到了约旦，我曾天真地认为那将是我的第二故乡。但事实上，它并不是，之后遭遇的一切令我深感震惊。

“我原本在叙利亚过着舒适的生活。我是一名职业球员，曾在顶级联赛的阿尔-瓦赫达俱乐部效力，以前效力的阿尔-希拉克、阿尔-舒勒赫都在乙级联赛。我原本已经考下了教练证书，准备改当足球教练。但内战爆发了。我们的政府和军队毁掉了我的未来。”

“离开父母，只身前往加拿大，这很难。所有家人都对我说过，叙利亚是没有未来的。我必须要走出来，为他们做点什么。我最终同意前往加拿大，姐姐和姐夫给予了我很大帮助。加拿大是全世界最棒的国家之一——来到这里之前，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里的人民，这个国家，都帮助我迎来了自己的新生。”

“最初，我不会说英语。我必须要找一份工作，学习语言，重新拾起自己的足球梦。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当我告诉其他人‘我来自叙利亚’时，他们都很欢迎我——对于正在经历新生的我而言，这让人感到很鼓舞。”

“美国的禁穆令，还不会对我的家庭产生任何影响。但一些来自约旦的朋友，他们原本已经通过了赴美的第一轮面试，但现在他们的行程都要取消了。我对这种做法很反感。我不愿讨论政治，但我想知道，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时，你会怎么做？目前的叙利亚人民，就是最需要得到帮助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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