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历史的迷雾

朱小棣|文

财新文化专栏作者

人们常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或许也可以说是人人都想打扮历史这位小姑娘。随着时代的变迁，打扮的方式和动机又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那天当我在波士顿公立图书馆邂逅一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由周海婴主编的许广平撰写的《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立刻下架借出，如获至宝，因为我想要看一看这久经风霜的历史，究竟还存留下多少件各色花衣。

周海婴主编的这个手稿本，顾名思义，应当是母亲许广平原始的手稿，有别于当年出版的官方正式版本。编者主观上当然有正本清源的意思，所以凡是和后来发表的官方版本不一致的地方，都一一注明了。更为难得的是，他还引入了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朱正著《鲁迅回忆录正误》里指出官方版本中谬误的相关内容。通过这样的比对，当能读出许许多多的意趣。

尽管海婴可能想要尽量展现手稿本与当年官方版的异同，但作为读者的我，还是感受到作者已是非常积极主动地想要配合主流意识形态，并已尽量加入了对胡适、胡风、冯雪峰、林语堂等人的批判指责。更有意思的是，她还勾画定义出一个所谓“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虽然我们都熟悉那是后来所谓八个“样板戏”的创作方法，但我还真不知道早在1959年就已经被许广平如此信奉并加以运用。

不过虽然其主观上是想要按照当时的认识标准去努力拔高鲁迅，强调鲁迅如何接受和坚持党的领导，是“党的一名小兵”，我从她的这本回忆录里却也还是读出了鲁迅先生许多本色真面目。更由于作者对鲁迅的真情实感，我能感受到许多真实场面的感人，而那恰恰都是冷冰冰的研究文字所无法传递和保留的历史真情。

例如书中写到鲁迅和瞿秋白的见面与往来，那种一见如故、神交已久、惺惺相惜的感情，全都力透纸背，穿越时空，直达我心。书中还提到鲁迅日记里曾有记载，1932年12月9日瞿秋白夫妇来访并“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合”。书里并且这样写道，瞿秋白“又料到自己随时会有不测，说‘留个纪念，让他大起来也知道有个何先生’（何先生是他来我家的称呼的话）”。虽是短短数语，却让我迅即体悟到当年革命者舍身忘死的高尚情怀与初心。

接下来的一个故事就更为生动有趣。书中说鲁迅“不但关心能见到的同志，就是远在苏区延安的，也一样使他怀念不止。曾经盛传过一个故事：就是鲁迅托人带了两只火腿到延安”，“听说到了西安，再也不能通过了，只好在西安的同志代表食了，但一剖割开来，里面却还有书信。下文如何，就到此为止了”。“带东西的不容易，鲁迅是晓得的”。书中还说，曾听讲盐被封锁，往往以棉袄浸泡浓盐水带入，所以，“如果能带到火腿，够多么妙呀！就希望在幻想之下变成现实，也不枉丹心一片吧！”

周海婴还特地在这里加上了一个注。“（注：《正误》认为此处三点有误：一、鲁迅当时送往陕北的火腿是一只而不是两只，二、火腿没有送到陕北的原因，是因为火腿好吃，被西安截留了，三、火腿夹带书信是莫须有的事，见277页）”。此处看得我不禁莞尔。火腿究竟是一只还是两只，真有那么重要么？夹带书信被判定是莫须有，弄清事实固然好，但若是这几项考据提早发现三四十年，“文革”中那些当年在西安私下吃了火腿的人可是要挨整被批斗得不轻呢。这一罪名是否也是莫须有呢？

海婴这本书的附录里，另有两段故事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当年党中央，曾就1928年创造社与鲁迅笔战的问题，派李立三去见鲁迅。而多年后李立三对于这次会面的记忆是，“当时鲁迅谈了什么？已不能记忆，只记得我谈了二个问题”。李立三这位历史人物的个性，由此可见一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我中心，竟然不关心鲁迅说了什么，只晓得自己谈了什么；另一方面又是绝对地忠实执行党的任务，务必传达党的指示与立场，以致刻骨铭心，永世不忘。这可不就是一个标准的李立三嘛。

二是演员于蓝说，当年为了在电影《鲁迅传》里成功扮演许广平，曾和许广平有过四次谈话。这些都发表于开明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许广平》一书。其中一次有如下记录，“有一次她给鲁迅抄稿子，鲁迅叫她放下来，看看她手指的纹路，实际是想握着她的手。许大姐感觉到了鲁迅对她的爱。她说自己是打破了一切束缚，解放了的女性，对于爱情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所以鲁迅先生深深爱上了她”。所谓“没有任何条件”，大约就是不要任何名分喽。

手稿本里还有许广平的一大段后来被官方版本删除的关于自身的“废物利用法”，提到自身的包办婚姻，以及从家里跑出来以后在社会上所受到的冷遇。许广平说，“但我自具一个奇怪想法，就是废物利用法”。还说游行、请愿也是消极的，“不是为了游行、请愿本身，乃是为废物利用。对自己可以说无大希望的。这思想发展下去，对鲁迅也是如此”。这样深刻的内心剖析，当年诚然是要被删去的，好在今天终于得见天日。

书中还记载了“三•一八”事件的前前后后，许多细节我也是刚刚注意到。例如说到许广平和刘和珍等六名学生，曾是女师大的学运首领，被杨荫榆校长勒令开除。还说当时三天两头群众集会，游行示威，“女师大队伍前面的旗总是我和刘和珍两人拿的”。而“三•一八”那一天，许广平把手头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鲁迅的寓所，放下抄稿正要走，鲁迅问“为什么这样匆促？”，答，“要去请愿！”书里说，“鲁迅就讽刺地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那明显是先生挽留的话，学生不好执拗，我只得在鲁迅故居的南屋抄起来。写着写着，到十点多就有人来报讯，说铁狮子胡同段执政府前关起两边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敢情那天要不是因为鲁迅，许广平就和刘和珍一起赴难了，鲁迅的那一篇《纪念刘和珍君》或许就该叫做《纪念许广平君》了罢。如果真是那样，那篇文字，又该当会是如何地更加铿锵有力呢？此后又会有一个怎样不同的鲁迅呢？历史啊，真的是不能细想与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