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刘文典：蒋介石的两耳光让他逃过晚年劫难

来源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

作者：王开林

原题《刘文典：“狂”名满天下》

刘文典

顶撞蒋介石却全身而退

1928年，刘文典出狱不久，即前往苏州拜访恩师章太炎，后者抱病接见，这是很高的礼遇了。两位以清狂高傲著称的学者要惺惺相惜并不容易。临别前，章太炎欣然命笔，为刘文典题写一联：“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祢衡骂曹操是“奸贼”，不久就踏上了黄泉路。刘文典骂蒋介石为“新军阀”，居然寄头于颈，总让人捏一把冷汗。毕竟时代不同了，草菅名士的血腥妖氛已有所淡薄。

1928年11月，安徽大学爆发学潮。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身份亲临安庆，施行弹压。他专门召见相关人员，痛加训斥，指出这次学潮是“安徽教育界之大耻”。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自然首当其冲。可他并不知“罪”，见到蒋介石只称“先生”，不称“主席”，扫了对方颜面。

更出格的事情还在后头。

蒋介石寒着脸要刘文典交出学生领袖名单，对罢课分子严惩不贷。刘文典根本不买账，还将蒋顶上南墙：“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蒋介石恼怒不已，当众拍桌，声色俱厉地大骂：“你是学阀！”刘文典素性恃才不羁，也戟指回击：“你是新军阀！”蒋介石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岂容手握笔杆子的文弱书生挑衅他的戎威？

盛怒之下，杀气腾腾，蒋介石不仅掴了刘文典两记耳光，还以“治学不严”罪名将这位名士关进监狱，并且发出死亡威胁。

刘文典身陷囹圄，性命危在旦夕。好在全国学界和新闻界并非万马齐喑，蔡元培出面力保这位早期同盟会员、孙中山的老秘书，陈立夫也从中斡旋。

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这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刘文典。

蒋介石的两记耳光确实响亮，刘文典的名声也因此响了起来。蒋介石的偶然之举，成就了狂士刘文典的一世英名，正与曹操的必然之举成就了狂士祢衡的千古流芳一样。

当然，倘若刘文典的学问不入流，蒋介石再怎么发飙也帮衬不了他。《淮南鸿烈集解》是刘文典的首项学术成果，胡适为之作序，称道它“岂非今日治国学者之先务哉”，“最精严有法”。刘文典将《淮南子》这部久被忽略和误读的古书刮垢磨光了，令学术界为之一惊，他的声誉和地位也因此确立。

刘文典的独门绝学是《庄子》研究，他在大学里开设这门课程，起头儿貌似谦虚，实则清狂：“《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这样藏着掖着讲话不过瘾，终于他还是忍不住，放出大话来：“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是刘文典。至于那半个嘛……还不晓得是谁。”

看得起陈寅恪，看不起朱自清、沈从文

诚然，狂傲者若无充足的底气，最多也只能浪得虚名，但沦为笑柄的可能性更大。狂傲者若有真才实学，他发作起来，别人未必舒服，但也只能忍气吞声。

刘文典眼高于顶，却并非目中无物，他早年师从国学大家刘师培，精研《说文解字》和《文选》，对前辈学问家章太炎和同辈学问家陈寅恪低首下心，知所恭敬，除此之外，能入他法眼的文人学者不多。

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刘文典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寅恪的万分之一，还告诉学生：“我对陈先生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敬佩。”他宣称，西南联大总共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一个，冯友兰一个，他和唐兰各算半个。试想，西南联大差不多集结了全国的学界精英，他自鸣得意的“三个教授论”，会得罪多少同行？

刘文典最看不起从事新文学创作的诗人、小说家，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巴金、朱自清和沈从文在他的心目中，全是跳蚤过秤——没斤没两的。

当年，空袭警报一响，教师和学生就要赶紧疏散到昆明郊外，美其名曰“跑警报”。跑警报时个个只恨爹妈生的腿短，哪顾得上什么斯文气象？有一回，刘文典慌不择路，冷不丁发现“山民”沈从文的脚力极佳，倏忽间就如脱兔般抢到前面，成了领跑员，他立刻面露不悦之色，对身边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警报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西南联大给沈从文发教授聘书，刘文典更加不悦，当众吼吼有声：“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沈从文讲授的语体文写作，在刘文典看来，简直就是小儿科，难登大雅之堂。好在沈从文生性谦和，克己忍让，对刘文典的轻侮之词并没有抗辩的意思。但闻一多是火烈性情，爱打抱不平，可咽不下这口气。

刘文典猿清鹤瘦，面貌黧黑，两颧高耸，双颊深窝，不知底细的人，以为他长晒日光，实则鸦片烟为他“美容”所致。魏晋人物神傲形羸，褒衣博带，好食五服散，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瘾君子刘文典庶几近似之。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1949年，时局大变。胡适为刘文典办好了一家三口的机票，联系好了美国的大学，想帮他换个新环境。对于胡适的好意，刘文典敬谢不敏，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他久已远离政治纷争的漩涡，只是出于朴素的爱国之情留下未走。他没有力气再折腾了，眼看把乱世挺到了尽头，接下来只想过过太平日子。

当时，许多学人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留了下来。

上个世纪初，刘文典留学日本的时候与鲁迅有过交集，两人都是章太炎的边缘弟子，友情并不深笃。1928年，刘文典顶撞蒋介石而遭牢狱之灾，险些坠落到鬼门关，鲁迅激于义愤，撰写杂文《知难行难》声援，算是两人走得最近的一回。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常常要亮出恩师章太炎这张王牌，顺带也就不免谈及昔日同窗，提到鲁迅时，他竖起小拇指，没作褒贬。

十多年后，高校思想改造的刀锋越切越深，有人旧事重提，质问刘文典：“你用小拇指污辱鲁迅的险恶用心何在？”

刘文典并不慌张，解释：“用小指比鲁迅，确有其事，那不是贬低他，而是尊敬的表示。中国人常以大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高，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在同窗中最年轻有为，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你误解我了。你尊敬鲁迅，要好好学习鲁迅的著作。”

这样牵强的辩解居然顺利过关，就没人掐指算算，鲁迅比刘文典大八岁，“同窗中最年轻”的说法怎能成立？刘文典逃过一劫，竖小指比喻鲁迅的正解也就成了无解的哑谜，让现在的考据家伤透脑筋。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刘文典过关远比冯友兰等人更为顺利。他保护学生运动的领袖，跟蒋介石当面对峙，吃过两记耳光，这无疑是他雄厚的政治资本。他在大会上宣称：“反动派统治的旧社会逼人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

刘文典的“好日子”过到1958年即戛然而止，病魔夺走了这位学问家的生命。

古稀之龄足矣，倘他再多活几年光景，恐怕就要用《庄子·天地》中的“寿则多辱”四字来譬解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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