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游行愈演愈烈 没有“钱先生” 何来“德先生”？（组）

上个月，因推动修订《逃犯条例》，香港爆发了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引发了全球媒体广泛关注。经过激烈对峙，在民意压力下，港府被迫做出让步，无限期暂缓修例，特首林郑月娥也就修例引发的焦虑与社会撕裂公开道歉。尽管有很多港人还不满意，得理不饶人地提出了多项中央和港府根本无法接受的要求，但联想到5年前以失败收场的“占中”运动，有不少人还是将今次港府让步视作香港“抗中”与民主自由的胜利。 

我们认为，因为此次反修例游行背后深藏的价值观冲突和陆港对立情绪，它或许确实是一些人认为的“抗中”胜利。在香港这个崇尚西方价值、具有殖民地经历、且又尚未建立起普遍国家认同的城市，有这样的认识并不奇怪。但是若将之说成是民主自由的胜利，就不仅显得肤浅，而且有点自欺欺人。民主自由从来都不只政治一个维度，它还有经常被人忽略的经济维度，经济维度的民主自由不仅更为重要，甚至还构成了政治民主与自由的前提基础。若进一步剖析，这一前提基础不仅包括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包括对经济成果的分配机制。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合乎当今世界潮流，确实值得每个人努力争取，但是在追求的时候，如果忽略了对经济民主自由的关注，那么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不仅常常无法实现，就算是能够在形式上得以实现，也会埋下社会动荡不安的隐患。 

在这方面，马克思（Karl Marx）有过透彻论述，法国政治思想家、“美国民主研究第一人”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也说，“没有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平等，民主就不会存在。”政治上的民主要达成真正的“民主”，就必须满足“政治、经济和社会”公平正义这些基本条件，不然民主形式可能沦为权贵垄断政治，或者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争利的舞台。尤其是“经济的”和“社会的”不平等，由于相对于“政治不平等”更为隐蔽和复杂，因此经常被人忽略，导致不少自由派将过多的目光局限在政治上的民主，甚至将政治民主矮化为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自由民主选举制。 

香港的问题就出在这里。香港需不需要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当然需要，不仅香港需要，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人类社会都需要。但与此同时，光有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也解决不了问题。香港自回归20余年来，虽然民主政治发展与港人期待存在落差，中央政府在此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也确实显得不够自信，但相比殖民地时期毫无民主可言的港督独裁体制，香港政治的民主成分已有明显增加。特首选举尽管被诟病为小圈子，但至少聊胜于无，具有一定民主成分，从今次反修例的结果可以看出，特首显然也不得不遵从民意。立法会中，功能界别有30席是小圈子选举，剩下5席是普选产生，地区直选的35席则全部是选举产生，这些都是民主设计。今次畅通无阻的反修例运动，还说明香港的言论、出版、结社和游行自由都受到强有力保障，并能对政府决策、公共议题的推进产生相当大的制衡作用。 

可是，香港在政治上进展有限的自由民主进步，换来港人生活上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进步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然社会上也不会积存那么多怨气，也不会有这次创纪录的大游行。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极少数生活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可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活着，享受财富自由带来的惬意人生，绝大多数普通港人不仅无法实现经济上的民主自由、居屋上的民主自由，有些甚至连水果自由、菜金自由都无法实现，每天只能在高房价、昂贵生活成本、实际薪资停滞不前的窘境下苟且偷生，在家庭责任和生活重压下，甚至连死的自由都没有。

经济自由的缺失，使得许多港人看不到改变未来的丝毫希望，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劏房、笼屋里毫无改善未来可能的家庭和孩子，他们的绝望和无助可想而知。这也是香港很多经济民生问题被泛政治化、煽动和裹挟，造成各种冲突的深层原因。可对于这些，在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和迷思下，多数港人都忽略了，很多“饱汉不知饿汉饥”的人根本就认识不到生存才是这些港人的最大需求。他们只看到政治的不民主或强权，将选举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把一切问题都引申到政治上，甚至把不满和怨气撒向北京，唯独遗漏了对真正造成问题的经济民主的投入，认为在一次大规模游行示威中逼迫港府让步，就是自由民主的重大胜利。 

如果这就是自由民主的胜利，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就算是港人取得再大的胜利，就算是林郑辞职下台，中央在香港即刻施行一人一票普选特首的制度，这些问题仍将长期存在，香港的内部撕裂与陆港冲突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愈演愈烈。 

一个近在身边的案例就是台湾。在台湾，因为总统大选需要，立场台独的民进党政府把香港反修例游行视作鼓动反中情绪、抗拒两岸“一国两制”的机会，通过政治操弄提升民意，而且一直在和香港的社会情绪进行巧妙互动。但是台湾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如果深入其中就能发现，这个被称为“亚洲民主灯塔”的政治实体，这个给很多港人留下过美好记忆的温婉岛屿，社会高度撕裂对抗，经济多年处于停滞状态，年轻人普遍存在低薪困境，普通民众看不到经济出路，司法更是完全不被人民信任。更令人遗憾的是，和香港一样，台湾也鲜有人触及问题根本，政治人物只是不厌其烦地操弄民粹和反中情绪，懒惰地避开了对经济本质的讨论。

在最近死掉的埃及前总统穆尔西（Mohamed Morsi）身上，同样可以发现类似情况。当年穆尔西作为西方海归博士，在西方推动的“茉莉花革命”背景下，成为现代埃及首位民选总统，一时之间，被许多人视作埃及的“民主里程碑”。然而穆尔西当年治下的埃及表面上看似实现了自由选举，但有选举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由于缺乏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平等，埃及不同宗教派别互相排斥，社会缺乏基本共识，不仅未能在民主选举下走向政治团结和平等，反而成为不同宗教派别互相倾轧的舞台并陷入混乱，经济治理更是不断滑向深渊，失业率一度达到13.15%，接近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或临近贫困线，以至于社会抗议此起彼伏，最终仅仅执政369天的穆尔西在军方的最后通牒和超过1,400万民众的抗议声中倒台，沦为阶下囚，直到最近被判死刑后又命送庭审当场。 

在欧美这些被众多自由主义者视为楷模的民主国家又何尝不是这样?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支配全球，由于经济民主长期缺失，反抗在近些年此起彼伏。港人熟知的英国脱欧闹剧，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欧洲广泛的右翼运动和与此相对的左翼势力崛起，而美国右翼民粹主义，乃至出于更为直接的经济民主诉求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都是对忽视经济民生和分配问题的回应。 

马克思和托克维尔在香港都没多大市场，但他们的论述都非常适用于香港。经济才是问题的根本，政治民主离不开经济，民主最后也一定是指向解决经济民生问题才有意义。脱离了经济的民主自由、回避了对经济社会平等权利的民主自由，只能沦为空谈，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当“钱先生”（Money）在市民生活中缺失，“德先生”（Democracy）就算光芒万丈，也只能在中环街头抗议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