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被隔离而是等待被感染”，这不禁让人想起欧洲瘟疫死亡岛的悲剧（组图）

最近几周，全世界华人看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大概就是“隔离”。从武汉封城，到杭州封小区，在疫情影响下，一些地区甚至不惜动用“硬隔离”。

群众们也渐渐从“捉拿武汉人”的激愤转为“还好我不是武汉人”的悲叹。

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的疫情也是触目惊心，截至发稿，邮轮上感染人数已经达到174人，包括一名检疫官。

一名船上的隔离者曾对记者说：“我们不是被隔离而是等待被感染。”

“隔离防疫”的由来

其实隔离是种古老的防疫手段。

学法语的小伙伴近期肯定会注意到这样一个词：la quarantaine

是“四十岁”、“四十度”吗?

都不是。

其实，这个词就是“隔离检疫”的意思。

问题来了，为什么法语里，“隔离”这个词会和四十有关？

这就要回到1377年的拉古萨（现为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中世纪时，它是当时亚德里亚海中唯一能与威尼斯匹敌的城邦。

▲ 拉古萨现为克罗地亚东南部港口城市杜布罗夫尼克。

当时，欧洲刚刚经历了如噩梦般的“黑死病”。这场浩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拉古萨作为地中海航运和贸易中心，港口岸边停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

当地人很怕船上的人会把鼠疫传染给他们，于是想出一个方法：来往船只如果想靠岸，必须在海上停留30天，只有30天后身体健康的人，才被允许上岸。

到了1448年，威尼斯效仿拉古萨，将隔离期延长至40天，并把这个过程称为“Quaranta Giorni”。法语词表示隔离检疫的“la quarantaine”便来自于此。英语则为“quarantine”。

威尼斯还将一座泄湖中的小岛改造为“检疫站”。

▲ 十四世纪，主教为感染鼠疫或麻风的病人祝福。

病人被送进“瘟疫死亡岛”

防疫工作做得固然是好，但对于得病的人，威尼斯的做法则相当残忍。

15世纪起，所有船上来的病人或垂死的人都被送往波维利亚岛（Poveglia），任其自生自灭。据传，有16万病人死在这座岛上。这一“隔离”方法虽然从防疫操作层面被人所理解，但从道德层面，却受到很多质疑。波维利亚岛也被传世界上闹鬼最厉害的瘟疫死亡岛。

▲ 波维利亚岛所在位置。

▲ 波维利亚岛上的医院。

从中世纪末期开始，来自意大利的隔离法传遍整个欧洲。法国马赛夫里乌岛（Frioul）就设了防疫站。

在法国，省长和大区行政长官有权在公共健康受威胁时封锁某一区域。

最近一次大范围封锁可以追溯至1955年，当时为了防止天花扩散，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大区的瓦讷（Vannes）镇实行全面封锁。

“隔离”引来的争议

关于隔离，长期以来一直伴随着一些争议声。

首先，就是隔离可能产生的反效果。

法国公共卫生高等学校（EHESP）名誉教授、健康历史学家Patrick Zylberman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表示：“虽然隔离可以延迟或降低感染人数峰值，防止大规模死亡，但它绝非具有的魔力的绝对武器。”

他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将健康人和感染者“一刀切”隔离的方法可能会加快病毒在隔离区内的传染速度。

其次，是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埃博拉疫情期间，2014年，非洲利比里亚将其首都部分区域封锁，造成大规模恐慌。

最后，则涉及到在公众利益前的个人权利问题。这不由让人想到史上最有名的“超级传染者”玛丽·马伦（Mary Mallon）的遭遇。

玛丽·马伦于1869年生于爱尔兰，15岁时移民美国，后来当了厨师。 她的身体虽然一直健康，却携带伤寒杆菌。后来玛丽相继传染二十多人，并造成1人死亡，最终被隔离在纽约附近的北兄弟岛（North Brother Island）3年

，并且要求她在离开后不得任职与食物有关的职业。

▲ 1909年报纸关于“伤寒玛丽”的报道。

但隔离结束后，她又改名为“玛丽·布朗”，在纽约一家医院掌厨，又导致25人感染，其中2位不治身亡，公共卫生主管机关再次将她逮捕，判处其终身隔离。最后玛丽于隔离期间去世。终其一生她前后被强制隔离拘禁达26年，且此项隔离处置从未经过法院审查。

玛丽一生可以说是公众利益与个人权利碰撞的典型悲剧。

当我们庆幸地说一句“还好我不是武汉人”之时，对这场疫情带来的诸多戏剧性冲突，我们是否该多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