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命歧途倒逼修法 香港反对派输在哪里（组图）

多维：港版国安法为香港在国家安全方面实现了制度兜底，但在整个香港问题上，港版国安法并不是“哈利•波特手中的魔法棒”，接下来香港仍然面临全面改革的课题，包括教育改革、产业改革、经济改革等方方面面。

田飞龙：我觉得香港的教育改革会是下一步的重点。

多维：香港之前已经发生过教改风波、中学历史试题风波等等，中央的“手”会在教育改革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会采取与国安立法类似的方式吗？

田飞龙：这个不太可能，因为国家安全是中央事权，在法理上是很正常的，各个国家都是如此，但是教育权力毕竟由基本法授权，并且教育属于地方自治事务，顶多是中央在香港的教育问题上有监督权，监督香港去改革教育，让特区政府采取更大的力度对教育体系进行整顿，也就是说中央还得借助特区政府的力量。在这方面香港的教育局长很关键。

多维：教育局长日前已经表态了，说国安立法之后，要展开国家安全教育。

田飞龙：不光是教育局长，国安立法之后，香港的所有公务员都受到震动，因为他一不小心犯了国安法的话，他就再不能参选与担任公职，所以将来国安法会制造更多的爱国建制派。

多维：港版国安法的溢出效应很大。

田飞龙：对，相当于从根本上为香港立了政治规矩。

多维：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反对派原本打算要“夺权”，现在不少泛民政治人物恐怕连参选都成问题。

田飞龙：像黄之锋这样的人，即便没有国安法，他也拿不到参选资格。当然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泛民主派都挡在参选的门外，香港的民主政治还是要在结构上保持一定的均衡状态，最好是建制派仍然占多数。但是人心最难测，我至今也很难评估国安立法对于立法会选举的影响，最后是正面的影响多，还是负面的多。

多维：也就是说今年的立法会选举可能会与去年的区议会选举一样，变成又一次香港社会的“人心测试？”

田飞龙：当人们通过街头游行示威来表达抗议的机会比较少的时候，政治上的怨恨情绪怎么发泄呢？只能在一种比较安全的秘密投票里面表现出来。

出台港版国安法，中央其实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一方面中央如果什么都不做，最后可能会丢失香港的管治权；另外一方面，中央出手制订港版国安法，把制度的根基打好之后，虽然同样有建制派选举失利的风险，但中央直接掌握了管治权。不管怎么选，选出来的人不过是行使基本法授权的高度自治权中的某一种，如果首先在结构上开始增加中央管治权，就相当于增发股票一样，高度自治权相应就受到限制了，选出来的人第一要遵守香港国安法，第二香港国安法确定的中央管治权跟你没关系。

选举是分蛋糕，立法是做蛋糕。国安法也已列入基本法，成为基本法的一部分，因此退一步讲，就算反对派控制了立法会，不管想要出台什么样的“反中”法案，你可以走立法程序，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说这个法案违反基本法，无效。反对派发过来多少，中央就可以返回去多少，所以反对派即便选上了也没用。就像你刚才引用的那个观点，“要学会认识国家，学会与中央打交道”，想通过任何的伎俩和小聪明来和国家斗，斗来斗去最后还是你输。

田飞龙：香港去年的区议会选举，不是泛民大胜吗？泛民一下赢得那么多议席，你觉得这个是好事吗？这一下子触发了中央的恐慌，下决心马上行动。因为这个选举结果让国家感到了政治上不安全，不安全就会采取行动，除非反对派真的有能力让香港完全从中国分离出去或者独立，否则你觉得摆脱不了一国两制的国家框架，还要在里面“玩游戏”的话，那就一定要让你最主要的对手有基本的安全感。如果一味只看到自己的地盘利益，幻想着可以一步步往前走，那对不起，走到一定程度就走不动了。政治的本质其实是力量对比，而不是一种想象中的计算机程序。

现在回过头来看，反修例是个虚假的高潮，一场关于香港走向“完全自治”的梦幻。现在梦醒了，通过选举再怎么样也达不到那个目标。即便选上，极端反对派也很容易因为触犯国安法而被DQ（Disqualified，虢夺资格），所以选上也没用。而且我相信今后选上的人，他们会规规矩矩的遵守国安法，毕竟好不容易才选上立法会议员，再有什么激进行动不仅要坐牢，议员资格也丢了，收入也没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一定会规规矩矩的。

多维：如果没有反修例运动，北京可能也不会直接出手订立港版国安法。

田飞龙：是的，没有反修例，顺着大湾区融合发展的逻辑下去，香港的民主环境反而会更宽松。反修例让国家真正感觉到一国两制里面的危机与制度威胁，尤其是看到外国的间谍在香港街头公然指挥示威行动，而港府的“止暴制乱”一年之内没什么进展，抓捕的9,000多人中还有5,000多人压在那儿，迟迟无法完成司法程序的消化。

这也是为什么我写了一本书，标题叫《抗命歧途》。“抗命”在2013年占中运动的时候还是“实验版”，到反修例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反革命版”，所以“抗命”走入歧途，香港的反修例与两制的畸变，已经不是常规的秩序与法制所能够框住的，突破了底线，必须要用中央直接管治、直接出手的方式才能挽救。

特区政府事实上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第一，港府自己也认为没有能力在任期内完成23条立法，或者说在香港没人有这个信心，这是人所共知的；第二，香港警队已经使出了洪荒之力，可“止暴制乱”还是不断的留有“尾巴”，始终无法彻底完成。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高度自治与中央管治就是这样，自治不足的时候中央必然出手，这是一国两制本身制度配合的原理。同样，在香港国安法所管辖的问题上也是，自治机关的执法能力不够的时候，中央必须直接管辖，不能够使这些挑战或者违法行为在管辖上落空，不能让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逍遥法外。如果香港本身自治能力强， “止暴制乱”完成的快，香港法院效率也高，反修例的危害能够自行消化掉，中央也不会出手。可如今香港搞成这个烂摊子，中央要出手，港府连反对的理由都不好提。

所以一国两制是有弹性的，自治能力强，有政治共识，维护好现有秩序的话，中央会省很多事；如果自治能力捉襟见肘，中央负担就重了，负担重就意味着中央要抗在肩上的权力就多了。国安法之后，中央需要监督香港在教育和社会文化土壤方面的改良，更系统的去推动“人心回归”。另外一个是融合发展方面，香港与大湾区，包括香港与海南自贸区之间如何创造合作空间，中央还是会想各种办法支持香港，维持住它的国际地位，这对一国两制的成功，对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还是有利的。

田飞龙：国安法真不是为了改变一国两制，它只是为了使香港永远是中国的香港。在完成这一点之后，香港拥有的功能，它的繁荣稳定，它对国家改革开放的作用，相信中央还会在制度与政策上全力支持。香港人只要想通这一点，不做政治上的非分之想，在一国两制允许的框架内做事，那么香港的繁荣稳定还是没问题的，只要中国市场持续对外开放，香港总能用它的独特优势来分一杯羹。

但如果你钻政治牛角尖，一定要跟国家对抗，一定要做“冷战”的棋子，替美国冲锋陷阵，那对不起，是你自己选择当炮灰，只能灰飞烟灭。所以“香港众志”解散就很好的说明了问题，“香港众志”本来想做“港独”的“众志成城”，结果现在（变成）“众志成灰”。

多维：你刚刚提到海南自贸港，你认为香港与海南自贸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将怎么实现？

田飞龙：香港如果不想被取代（不要说香港不可能被取代，如果它不努力肯定会被取代），它就要对周边，包括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的建设，积极参与进去，将自身的优势积极转化、辐射出去，不要再局限于香港本地。香港除了金融之外，得有其他产业，要向周边走出去，否则香港广大的社会中下阶层收入怎么增加？自信心怎么来？从哪儿融入国家？

特区政府以后做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有个向外延展的发展规划，自己要主动，不能老等着人家找上门，总以为自己还是那个“金媳妇”似的。其实在内地很多人看来，香港从原来的“贵妇”，现在变得像个“怨妇”一样，不讨人喜欢。

多维：不过香港自身的一些优势条件，周边的内地城市短时间内还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田飞龙：没有办法替代不是让你来要挟的。而且从人类历史进步的角度来讲，我从来不相信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城市是不可替代的。美国是不可替代的吗？慢慢就会被替代。古罗马帝国曾经认为自己是不可替代的，现在它在哪里？大英帝国曾经认为自己是“日不落”的，现在英伦三岛都面临着“散伙儿”的风险。没有青春是不会流逝的，没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不可替代不能成为香港虚荣自大的修辞，香港有的只是暂时的比较优势，优势不是用来要挟的，优势是用来转化与利用的。

香港发展问题就是人心齐，要致力向外溢出。香港还是有很多专业人才，有很聪明的投资者，需要利用好大湾区和海南自贸区的机遇，把香港资本投放出去，参与地缘经济整合，从中获得自己的新的利益，这样才会为“新香港”带来生机。局限于香港本地的话，我觉得发展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多维：近期有学者发文表示，香港最根本的立足点并不是自由贸易、货物转口，而是作为一个中国最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而存在，供全世界的资本投资中国。

田飞龙：但香港不能只有金融，金融业一家独大，几百万港人并不能全部从中受益，这也正是香港贫富分化严重、收入极端分化的原因。金融是香港的优势，但香港不能单靠金融，不能让产业缺乏梯度、就业缺乏梯度。大部分人月入只有一万左右港币，只有金融业一枝独秀，这个社会是畸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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