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选民信心急剧下降，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的困境远不止于改组（视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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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澳大利亚人对阿尔巴尼斯政府的信任程度仅略高于当时对最后一年莫里森领导的联盟党政府的信任度。后文将详细介绍这项引人注目的研究。

从改组中可以看出工党政府认为自己的薄弱环节在哪里以及打算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阿尔巴尼斯在移民和住房这两个热点领域为政府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点远超预期。

移民问题备受关注

长期以来，移民问题一直被视为工党的金杯毒酒和软肋。现在，安德鲁·贾尔斯成为最新一位被撤换的部长。总理曾对此举表示抵制，希望不让反对党领袖达顿获得政治上的胜利，但政治实用主义还是占了上风。

最终的评估是，移民部需要重组，但阿尔巴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并没有承认这一点，他指责达顿是“消极的”，并否认了他的部长们失败的说法。阿巴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指责达顿 “消极”，并驳斥了部长们失败的说法。

现在，贾尔斯调任技能与培训部长——他仍是部长，但不再像以前那样能成为反对党的攻击目标。

托尼·伯克是大赢家，他将负责内政、移民和多元文化事务、网络安全、艺术，并担任众议院领袖。虽然任务繁重，但这意味着移民事务现在由内阁负责，并且由最资深、最有经验的政府检察官之一负责。

这是对伯克投下的一张巨大的信任票，使他能够迎难而上，解决更广泛的移民问题以及对庞大移民数量的担忧。马特·西斯特斯怀特（Matt Thistlethwaite）成为移民部助理部长以提供帮助，但最终责任将由伯克承担。

规模超大的内政部也将发生变化，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将并入总检察长办公室。这表明对这个超大型部门的信心正在减弱，而要求重组的呼声日益高涨。

工党解决住房问题

克莱尔·奥尼尔被撤内政部长一职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他们认为她受到了不公平的惩罚，尽管外界认为她的表现大致良好。

但她仍留在内阁中，现已被调任住房和无家可归事务部长——在人们对住房问题的愤怒达到历史最高点的时候，这个职位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沟通者。

工党政府认为，由于工党迄今为止在住房问题的辩论中基本处于下风，因此住房部长一职需要最强悍、最锋利的公众表现者。

现在，奥尼尔将负责与左翼的绿党和联盟党交锋，联盟党尤其瞄准澳大利亚年轻人的挫败感——他们愤怒地认为自己被锁在了曾经伟大的澳大利亚梦之外。

朱莉·柯林斯（Julie Collins）不再担任住房部长一职，但仍留在内阁中，负责从未是工党政府主要业务的农业、渔业和林业，并继续担任小企业部部长一职。

普利伯塞克再次被忽视

还有其他一些变化，虽然不那么重要，但也说明了政府对未来的看法。

如果你想让澳大利亚成为一个共和国，那暂时就别想了，因为总理已经取消了共和事务这一部长职位。在原住民之声公投失利后，政府已经没有兴趣再举行一次公投了。

外界会批评阿尔巴尼斯没有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塔尼娅·普利伯塞克被广泛认为是表现最好的部长之一，但仍留在环境部长的位置上。一些内部人士认为她的才能被浪费了，并批评阿尔巴尼斯未能提拔她。

当历任总理想要奖励某些人，但部里又没有空缺职位时，他们往往会打造一些新的“特使 ”职位，让那些在后座席位上郁郁寡欢的表现出色者心怀喜悦。

阿尔巴尼斯就任命了三位： 受到反战抗议者攻击的彼得·哈利勒（Peter Khalil）担任社会凝聚力特使，力争解决社会中日益高涨的愤怒情绪和分裂问题；卢克·高斯林（Luke Gosling）成为国防、退伍军人事务和澳大利亚北部特使；后起之秀安德鲁·查尔顿（Andrew Charlton）成为网络安全和数字坚韧力特使。

其他变动

• 参议员默里·瓦特（Murray Watt）成为就业和工作场所关系部部长，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胜利，同时也是对他传达政府关键信息的能力投下的信任票。

• 北领地参议员马兰迪里·麦卡锡（Malarndirri McCarthy）接替琳达·伯尼（Linda Burney）担任澳大利亚原住民事务部长。

• 新州参议员珍妮·麦卡利斯特（Jenny McAllister）出任城市与应急管理部长。

• 帕特·康罗伊（Pat Conroy）进入内阁，担任国防工业和能力交付部长以及国际发展和太平洋事务部长。

更深层次的政府困境

仅凭重组内阁不太可能扭转工党政府的命运，尽管这可能有助于给外界留下注入新活力和新鲜血液的印象。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于2024年1月进行了一项调查，作为ANUpoll系列调查的一部分，该调查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追踪澳大利亚人的观点，并从全国4000多人的反馈中得出结论。

图表：民众对政府信心下跌

对政府的信任度从2023年1月的51.2%稳步跌至2024年1月的38.5%。

结果显示，澳大利亚人对阿尔巴尼斯执掌的工党政府的信任度仅略高于对时任总理莫里森联盟党政府执政最后一年的信任度。

该报告的主要作者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教授说，自2022年大选刚结束以来，民众对政府信心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按年龄、性别、出生国或居住地划分，没有大的规律可循。

他说，与信心下降相关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是教育程度。2022年8月，与未完成12年级学业的人相比，拥有学位的人对政府有信心的可能性达到1.52 倍。到2023年1月，他们对政府有信心的几率是前者的1.90倍。

另一个[相关]因素是住房情况。澳大利亚人越来越难以支付住房贷款或房租，而这与对政府的信心以及更广泛的民主满意度越来越相关。

2022年8月，[与那些在支付住房方面有困难的人相比，]那些在支付住房方面并不困难的人对政府的信心是1.20倍。到2023年1月，这一差距扩大到1.52倍。

“如果阿尔巴尼斯政府要稳住信心下降的趋势，那么它就需要表明，它正在满足那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人以及那些在房租和房贷上挣扎的人的需求。”

比德尔说，这对达顿说并不一定是好消息。

他说：“反对党在利用这些差异时应该非常小心，因为低教育水平和住房困难高度预示着对民主的不满，这会对整个系统产生负面影响，而不仅仅是对某一个政党。”

上图显示了经济逆风与民众满意度之间的明显联系。

在新冠疫情初期阶段，由于政府大力干预经济，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心大幅上升。从2020年11月起，信心开始大幅下降，以至于到 2022年4月联邦大选前夕，民众信心仅略高疫情前2019/20年黑色夏季山林大火危机期间的水平。

2022年5月政府换届后，信心指数大幅上升，从2022年4月的35.6%上升到2022年8月的52.9%（远高于工党在大选中的得票率或该次调查中的投票意向）。信心指数在2023 年1月之前一直保持稳定，此后则急剧下跌。

正如俗话说，傻瓜都知道，是经济惹得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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